1962年4月，北京的一次诗歌座谈会上，朱德坐在郭沫若、陈毅等人中间，谈起旧体诗创作，语气一如往常，朴实而随和。谁也没想到，这位久经战阵的元帅，忽然把话题引到了“拜师”上。
朱德说，自己平时读书，也偶尔写诗，可写出来的东西总觉得“不像诗”，只是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而已。说到这里，他半开玩笑地表示，自己愿意进诗歌创作的“田间”学习，还要拜郭沫若为师。
话音刚落，郭沫若立即站了起来，连忙说道：“元帅在上，老郭不敢谈诗。”在场的人都笑了。这个插曲不长，却很能说明朱德的性情：身份极高，谈话却不端架子；写诗多年，仍愿意把自己放在学习者的位置上。
朱德并非晚年才开始写诗。1913年前后，他已经留下不少诗作。那时军阀混战，政局动荡，青年朱德在云南从军，亲眼见到国家积弱、民生艰难。他的诗并不专门经营风花雪月，更多是对现实的感受和对国家命运的忧思。
参加护国战争期间，朱德部队在叙永、古宋一带休整。他游览古宋城北的香水山芙蓉寺，面对山中景物，想到前线局势，写下“己饥己溺是吾忧，急济心怀几度秋”。诗句未必雕琢华丽，却有很直接的责任意识。
“己饥己溺”出自古代典籍，意思是把百姓的饥饿和困苦视为自己的忧患。对朱德而言，这不是书斋里的典故，而是军旅生涯中反复面对的现实。芙蓉寺后来毁于火灾，墙上的墨迹没有保存下来，但诗作仍通过文献流传。
朱德早年曾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后来又赴德国学习。1923年年底，他抵达德国哥廷根，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军事训练之外，他接触哲学、历史和社会思想，这些经历使他的诗不只停留在个人感怀，也常常带有观察时代的眼光。
战争年代，纸张紧缺，人员流动频繁，许多诗作写完便散失。1941年9月5日，林伯渠在延安发起“怀安诗社”，朱德、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等人积极响应。诗社没有复杂章程，大家以传抄诗稿的方式交流作品。
这种传抄颇有时代特色。没有条件正式出版，便一人抄写一册，再交给另一人续写。诗稿在手与手之间流转，记录的不仅是诗句，也保存了革命队伍中一批人的文化生活。朱德的作品，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留下了不少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写诗的内容逐渐丰富，既写山川草木，也写建设成就和历史记忆。但他对自己的作品始终严格。朱德的女儿朱敏回忆，父亲认为自己的诗“只是完成了表达的愿望，没有诗词的韵味”。这种自我评价，显然比外界的赞誉更谨慎。
有意思的是，朱德不仅自己写，也认真对待别人如何读诗。朱德的孙子读小学时，老师讲到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希望孩子回家请教爷爷。孩子回家后没有及时完成这件事，朱德知道后批评了他，并逐句讲解词意，还嘱咐他把自己的理解转告老师。
1963年，诗人臧克家受朱德邀请到中南海交谈。臧克家后来回忆，接到电话时，自己的心“跑得比车子还快”。见面后，朱德拿出为辛亥革命纪念册写的诗，请臧克家审读。谈到云南起义和护国战争，朱德又讲起亲身经历，诗与历史在谈话中连到了一起。
《朱德诗选》出版前，朱德还请陈毅、李一氓帮忙看看、修改修改。陈毅接过诗稿后，却提醒李一氓：“不要乱动手，总司令的诗有总司令的本色。”这句话并非单纯维护旧稿，也点出了朱德诗歌的特点：语言平实，感情真挚，带着军人式的简洁和沉着。
朱德的“诗心”，还体现在他对兰花的喜爱上。1959年至1964年间，他写过多首咏兰诗。1961年初，他参观北京中山公园兰展，写道：“幽兰吐秀乔林下，仍自盘根众草旁。纵使无人见欣赏，依然得地自含芳。”
他爱兰，却不把兰花当作私人物品收藏。到四川、庐山等地时，他常亲自寻找兰草，要求轻车简从，不给地方增加负担。发现合适品种后，便移植培育，再赠给公园和兰圃。杭州、南京、南昌等地，都曾收到过他培育的兰花。
1963年，日本政治家松村谦三访华，双方以兰花作为交流媒介。朱德同意赠送如意素、寅谷素、环球荷鼎、绿漪等品种，中日之间由此展开了“兰花外交”。朱德写诗，也种兰花，少有夸饰，却留下了清楚的个人气质：“越秀公园花木林，百花齐放各争春，唯有兰花香正好，一时名贵五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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