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的史书里，记载着一位史官在景耀元年上奏说天空出现景星，于是朝廷大赦、改了年号。
这本是一条普通的政务记录。
可同一部书里，陈寿在《后主传》末尾白纸黑字写着：蜀汉不设史官，记录残缺，诸葛亮也有失察之责。
同一个人写的同一本书，前面有史官，后面说没史官。
这个矛盾放在那里一千七百多年了，从来没有人说陈寿笔误。
陈寿是蜀人，在蜀汉做过观阁令史，亡国之后入晋，坐到著作郎的位置上。
他修《三国志》的时候，手里握着的不只是旧档，还有写这本书的处境：给晋朝服务，写的却是晋朝灭掉的那三个政权。
蜀汉是其中最叫他纠结的一个，那毕竟是他长大的地方，也是他曾经效力的朝廷。
《后主传》末尾那句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落点不是在批评刘禅，而是顺手把矛头带向了诸葛亮。
陈寿说，诸葛亮虽然善于治国，这件事上也有疏漏。
这话在当时不算小事。
诸葛亮在蜀人心中的地位不用多说，陈寿这样写，等于是在旧主的牌位前划了一道口子。
但他没有真的否定。
景耀元年史官上奏景星那条记录，安安静静躺在前面。
蜀汉到底有没有史官，他把两种说法都留在书里，一字不解释。
这不像粗心。
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里说，陈寿是在吴平之后，鸠合三国史写成这六十五篇。
三国各自有史，陈寿在整理蜀汉档案的时候不可能没看见史官的记录。
他只是选择了同时保留那两句看起来互相打架的话。
写蜀汉留一个缺口，写曹魏换了另一种方式。
《明帝纪》里有两个数字，延康元年五月曹叡封武德侯，时年十五岁；景初三年正月他死在嘉福殿，时年三十六岁。
两个数字摆在一起，建兴九年（公元231年）前后的人拿算盘一拨就会发现问题，曹叡往前推三十六年，落在建安十年，也就是公元205年左右。
可曹操攻破邺城是建安九年八月，他看上甄氏、甄氏正式入曹丕府，是这之后的事。
时间算起来，非常贴近，甚至对不上。
陈寿把这两个数字都写进去了，也一字不解释。
裴松之后来给《三国志》作注，引了好几条来源，包括《魏末传》《汉晋春秋》，加了大量材料，却对这个年岁问题选择不作正面说明。
他不是没注意到。
曹叡幼年在曹操身边，受到的宠爱是有记录的。
曹操当着曹叡的面说过一句我基於尔三世矣，意思是说我的基业要靠你传下去三代。
这不是随口的夸孙子的话，放在那个权力高度上，分量不轻。
曹叡从小参加朝会、宴饮，跟在曹操身边，但他母亲甄氏死在黄初二年，死得很不体面。
《汉晋春秋》里记了一句：入殓时被发覆面，以糠塞口。
头发散开遮住脸，口里塞着米糠。
这是对一个已经失宠的妃子的羞辱，不让她在死后还有机会告状。
甄氏死后，曹丕迟迟不立太子。
一直到黄初七年五月，曹丕病重，才立曹叡为皇太子。
前后拖了将近六年。
曹叡即位之初，朝臣多数不了解他。
侍中刘晔私下见了他一整天，出来之后别人问他印象如何，刘晔给的评价是才具类秦始皇、汉孝武，微逊耳。
这评价相当高，只是最后加了微逊两字，留了余地。
事后证明，曹叡确实不是庸主。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朝中有人慌乱，曹叡却亲自出发去长安坐镇，展示给各方看他不会被吓跑。
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期间，曹叡也动过主动出击的心思。
孙资在朝上把账目摊开：若要进攻汉中，精兵、后勤转运、加上镇守荆州、扬州等方向的兵力，合计至少需要十五六万人，而且这批人一旦调动，就要一直在战场上耗着，多年无法撤回。
曹叡听进去了，放弃主动进攻，改为固守拖延。
这个判断后来被证明是对的，诸葛亮的北伐在补给和时间两道关卡上自行磨损，最终无功而返。
陈寿写曹叡，给了他才具，也把那两个对不上的年岁数字原封不动留在书里，不替他解释，也不直接点破。
写蜀汉也是这样，一边说没有史官，一边又把史官的奏报放在正文里，两处矛盾并列存档，让后人自己去拼。
这不是一个著作郎的粗心笔误，而是一个在新王朝写旧朝历史的人，处理那些没办法直说的部分时选择的方式：把两个事实都放进去，各管各的，不加解释。
真正懂的人看完自然懂，不懂的人也挑不出他的毛病。
陈寿这本书成于晋武帝太康年间，距离蜀汉灭亡不过十几年，当年的旧臣、当年的档案，还有人记得，还有材料可查。
他选择留下什么、留成什么样子，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只是这种态度，他没有在书里用任何一个字说出来。
那两处矛盾就这么搁着，等着后来的人一页一页翻到，然后停下来想一想，那支笔到底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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