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了大厅，那里满是玻璃和水，而我穿着凉鞋。穿过旋转门后，他对我说：“别往下看，别往下看。”可一旦有人叫你别看，你反而会看。我低头时，不幸看到了从我们头顶上方的大楼跳下来的人的遗体。他一直把我抱到千禧酒店前，那里有救护车在等候。他把我送上救护车，确认医护人员给我接上氧气。他最后对我说：“你会没事的。”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后来我才得知，他回到了大楼里，继续帮助其他人。
我最终没有去医院。凭着直觉，我拔掉了氧气装置，因为我感觉周围震动得太厉害。我下了救护车，往前走了约半个街区。这时，我转过身，看见人们朝我跑来，身后是一团灰尘，像龙卷风一样卷过来。我跑不动，只能尽可能快地移动。接下来，我就被灰尘完全覆盖了。数周后我得知，那辆救护车后来被炸毁，千禧酒店的玻璃也落在了上面。我很庆幸自己当时听从了直觉，离开了救护车。
卡门·苏亚雷斯谈意识到丈夫失踪的那一刻：我当时在第五大道附近工作，那天我迟到了。雷总会到埃塞克斯—德兰西街地铁站接我，只是为了和我说一声早安。但那天我到站时已经是8时50分，他已经上楼去叫出租车，准备前往他从无线电里听说出事的世贸大楼。我们可能只差了几秒钟。我继续去上班，只看见人们都在仰望天空。我走进一栋楼后，有人告诉我双子塔遭到袭击。我说：“什么？”他们说那里起火了。我再走到外面查看时，就看见第二架飞机撞了上去。
我记得自己站在人群中，说：“我们必须祈祷。”于是大家一起祈祷。我回到办公室，所有人都陷入混乱。我们不得不关闭办公室，想办法回家。我从电视上看到大楼倒塌。那一刻，我只想着：“我知道今天见不到我丈夫了，因为他会有很多加班。”他就是那样的人，总会立即行动，去帮助任何需要帮助的人。我花了几个小时才回到家。我先去学校接了女儿吉莉安，下午3时左右才到家。随后有人打电话问我有没有雷的消息。我说：“没有，怎么了？”对方说：“卡门，他是失踪者之一。”
知道父亲曾经救了她，我感到很欣慰。那天她能够回家。尽管父亲没能和我们一起回家，但我们以另一种方式建立了联系。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治愈了彼此，也能够走到一起，用其他人未必能够理解的方式彼此理解。2026年9月5日，在纽约曼哈顿，克里斯特尔·泰森身穿粉色外套，与身着棕色连衣裙的卡门·苏亚雷斯及其女儿吉莉安·苏亚雷斯见面。吉莉安谈袭击事件25周年：今年，这件事让我感觉更沉重一些。我长大了，也正处于即将结婚的人生阶段。我看着朋友结婚，看着她们和父亲跳舞，也知道自己不会拥有那样的时刻。
我真的不敢相信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但它真的像刚刚发生一样。这让我明白，人并不会真正从某些事中走出来，只是继续向前走。悲伤可以让人更坚强，也可以让人崩溃，选择权在自己手中。从事这份工作以来，我得到的最大教训是：你以为自己会回家、会再见到所爱的人，但其实没人知道自己的时间何时结束。想到这一点很难过。但我年纪很小就经历了如此悲剧、如此创伤的事，所以我总是告诉每个人，不要把自己拥有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
卡门谈女儿追随父亲的脚步：她告诉我想当警察时，我感到无比骄傲。她说：“妈妈，我想戴上爸爸的警徽。”我对她说：“你会的。”她毕业时，大概是我一生中最骄傲的时刻之一。对我来说，25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一切仍然像昨天发生的一样。那把空着的椅子会永远在那里。
悲伤没有期限，从来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为你爱的人悲伤没有错，因为悲伤本身就意味着爱，意味着爱着一个已经不在身边的人。我把悲伤投入到其他能赋予我更好人生目标的事情中，也用它帮助他人。这正是我的基金会所做的事：回馈社会，纪念所有受害者。不只是延续我丈夫的精神，也纪念当天所有遇难的人。我们绝不能忘记。克里斯特尔谈重返事发地：当时我的想法是，以自己曾被帮助的方式去帮助别人，珍惜自己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现在我就是这样做的。
我最初从事内科工作，现在在放射科工作。我不想说自己还能挽救多少生命。我只是很庆幸自己仍然活着。到目前为止，我仍在努力克服迎面而来的所有困难，感谢这一切。坦白说，我平时不会来这里。这大概是我第三次来。我想自己曾被邀请参加一次年度纪念活动，但从未真正来过。这里更多是为家属准备的。
如果你今年想来，我会确保你和我们在一起。但这取决于你。并不是每个人都已准备好来到这里。等你准备好了再来。如果你准备好了，我们会在这里扶着你。因为你是家人。
摄影师詹妮弗·S·奥尔特曼2001年9月11日上午原本正沿罗斯福东河快速路驾车前往布鲁克林，报道市长初选活动。她看到世界贸易中心燃起大火后，将车停在布鲁克林大桥桥头，朝双子塔跑去，而数千人正朝相反方向撤离。第二架飞机低空从她头顶呼啸而过。她随后前往富尔顿街与丘奇街路口，因为她知道幸存者会从那里被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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