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27日，莫斯科，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因病去世，终年70岁。官方公布的死因与肠血栓有关。消息传出后，围绕她死因的猜测很快出现，有人甚至把矛头指向斯大林。不过，现有史料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她遭到毒害，所谓“斯大林下毒”的说法，更多属于后来流传的政治传闻。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究竟如何处置这位特殊的遗孀。
克鲁普斯卡娅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领袖夫人”。她出生于1869年，家庭虽有贵族背景，却早已败落。父亲曾因同情底层民众而失去职位，家庭处境并不优渥。年轻时，她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进入工人圈子开展宣传，逐渐成为俄国早期革命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她与列宁的结合，也不是从安稳生活开始的。
1896年，克鲁普斯卡娅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捕，列宁则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获释后，她前往舒申斯科耶与列宁会合。1898年，两人在流放地举行婚礼。此后，她既是妻子，也是秘书、助手和长期的政治合作者。
列宁写文章、整理文件、联络同志，克鲁普斯卡娅常常承担大量具体工作。她熟悉列宁的习惯，知道他的工作节奏，也能分辨他在会议上何时平静、何时激动。多年以后，导演米哈伊尔·罗姆拍摄有关列宁的影片，曾向她了解列宁的生活细节。她的记忆之准确，令不少人印象深刻。
有意思的是，她并不热衷于打扮，生活也十分节俭，却喜欢吃甜食。列宁有时认为巧克力一类的花费过于奢侈，克鲁普斯卡娅也很少为此争辩。革命生活中的夫妻关系，往往不是花前月下，而是文件、会议、流亡和争论。
1922年，列宁病情加重，党内权力问题开始变得尖锐。克鲁普斯卡娅作为最接近列宁的人之一，向他反映了党内的一些情况，也涉及斯大林在民族事务和组织管理上的做法。斯大林当时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掌握着干部任用和组织协调等重要权力。
同年年底，斯大林曾因克鲁普斯卡娅向病中的列宁通报党务而与她发生冲突，并对她出言不逊。列宁得知后十分不满。1923年3月5日，列宁写信给斯大林，要求他为此前的行为道歉，并表示否则将中断两人的关系。
这封信说明，克鲁普斯卡娅并非完全受保护的旁观者，她在列宁晚年政治争论中有自己的判断。也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对她不可能毫无戒备。
列宁去世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克鲁普斯卡娅仍然担任教育方面的职务，长期关注扫盲、成人教育和公共图书馆建设，在党内也保有较高资历。她的身份太特殊：既是老布尔什维克，又是列宁遗孀，公开打击她，势必引起不必要的政治震动。
但“没有被逮捕”，并不等于拥有真正的政治影响力。
斯大林采取的办法，更接近于限制、孤立和削弱。克鲁普斯卡娅可以发表意见，却很难改变重大决策；可以参加会议，却逐渐失去决定路线的能力。她对党内权力过度集中的担忧，也没有形成足以抗衡斯大林的力量。
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的政治斗争中，克鲁普斯卡娅一度对斯大林的做法保持警惕。她未必完全赞同托洛茨基，但认为党内不应只剩下一种声音。有人劝她少管这些事，她的态度很直接：“列宁留下的问题，不能装作不存在。”
这类立场让她在政治上越来越孤单。托洛茨基失势后流亡国外，季诺维也夫等人遭到清洗，布哈林也在1938年被处决。克鲁普斯卡娅没有被公开定罪，仍保留着一定的荣誉和职务，却已很难再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
斯大林对她的态度，因此呈现出两面性：表面上维护列宁遗孀的尊荣，实际上不允许她借列宁的名望挑战现行权力结构。她可以被纪念，却不能成为另一面旗帜；可以保有身份，却不能重新解释列宁的政治遗产。
1939年2月，克鲁普斯卡娅病重。2月27日，她在莫斯科去世。关于她是否遭到谋害，至今缺乏能够定案的可靠材料。把一切疑点直接归结为斯大林下令，证据并不充分；但若说她晚年始终处在毫无压力的环境中，同样不符合当时的政治现实。
她活过了列宁，却没有守住列宁时代留下的全部政治空间。对斯大林而言，这位遗孀既不能轻易碰触，也绝不能放任其发挥影响。于是，她被保留在历史的显眼位置上，却被逐步移出了权力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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