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集大型文化访谈类节目
对话历史 探寻新晋商崛起之路 传承精神 改革开放我们再出发
山西商人，又称晋商，是明清两代十大商帮之首，执全国内外贸易之牛耳，绵延500年，以雄才善贾而饮誉海内外。
第十四集： 山西典商的制胜法宝
典当作为金融机构，经历风雨，在中国数千年文化中经久不衰，山西典当一度能够占据清朝当铺总数的三分之一，稳坐行业的头把交椅，这得益于山西当铺的经营法宝。
独具一格的当票
当票可以算是山西典商规避风险的机制，山西典当历来就扮演着“认票不认人”的角色。当票的格式有着特珠的说明，一方面是业务要求，另一方面是便于在存放处寻找。整个典当业就像是一个庞大的企业一样，以追求最大的利润为根本目的。要想了解自己当铺的经营状况，记录每天的进出账目显得十分必要。在保证收入的情况下就要严格控制当铺的经营成本，山西典当人设计出的特色账目在此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当户典当物品后，一般还是要赎回的，因此，当铺和当户之间需要一个书面凭证，这个凭证就是当票。当票关系着当铺和当户各自的利益，因此当票的设计十分重要。当票上面一般会记载当铺的名称和类型、当票的字号、当户和经手柜员的姓名、当物的种类名称以及赎取的时间，当本、利息，甚至利率等内容，以便当户日后赎取当品。
别出心裁的规矩
我国的旧式商业中，典当是最有秩序、最为严密的一种组织。典当内部组织的设置分门别类，业务流程井然有序，这是其他种类商店远远达不到的。同时又自设警卫与消防，更是典当业的特色。山西典当有一套自己的企业行规，环环相扣，紧密衔接，内部组织管理制度成为山西典商致胜的法宝之一。
比较大一点当铺的组织机构图，职员的设置大致分为五个层次：股东——经理——内部管理员和柜台营业员——管理员和营业员的助理员——中缺以及学徒。山西当铺一般设两到三位经理，也就是掌柜。大掌柜是决策人物，负责处理号内重要事务，包括人事安排、资金运用、货物进出、财务会计、营业管理等，代东家管理、控制整个当铺的运营。二掌柜主要负责处理当铺的日常事务，对外联络、安排每日的饭食。三掌柜总管号内柜台业务。
管钱负责银钱的保管以及银钱的收入、支出。管账负责账簿和核算工作，并兼文书。保管负责当物的整包、编号、挂牌、上架，首饰珠玉的封包保管。营业员也就是柜员，负责验看当物的成色、新旧，称量、评估价值，确定借款额、填写当票，付款以及赎当等手续和收本结利。学徒4人轮流做饭、端饭、扫地、擦灯、装烟、倒茶、铺床、叠被、侍候来客等。
除以上人员外，还有厨师、更夫、杂役等，分管买菜做饭、值勤巡逻、查夜保卫、清洁卫生等事务，他们之间相互配合，特别是更夫要在夜间四处巡逻，有时厨师、杂役会帮忙在上半夜值勤。
以人为本的择人观
企业管理一般包括四方面：管人、管财、管物、管信息。人的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包括选人、用人的观念、标准、制度和机制等内容。其中某个环节搞不好，就会出现人事风险。山西典当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规模和业绩，关键是它通过一系列严格有效的制度安排使财东与经理之间（俗称“大掌柜”）、经理与伙计之间、当铺与客户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这些都是金融企业的安身之本，是其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也是典商业务管理中的一大法宝。
晋商把对员工的培养和教育，看做是关系自身生存发展的大事，所以对于刚进入商号的学徒，会派老员工进行教育和指导。有的商号还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系统培训，训练的科目种类繁多。晋商学徒的培训，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职业道德，二是业务技能。
山西典商在经营管理中抓住了两个原则，一个是经营策略，一个是风险规避，这些都为现代的银行业留下了宝贵经验和财富。山西典商为山西商帮提供了大量熟练能干的金融业务人才，使后来出现的账局、票号在用人上不至于捉襟见肘，典商规范的管理制度为山西票号建立良好的管理机制提供了模板。因此，山西典当商人为明清时期的金融业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第十五集：小会馆的大历史
现在如果出门在外遇到了困难，比如证件丢失、与人发生争执等，您第一个会想到找谁呢？绝大部分的人可能会找警察，尽量通过公家机构来解决，但是明清时期的晋商，遇到困难首先找的不是官府，而是会馆。
会馆的产生与功能
会馆是同乡人在异地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最早是受科举制度的吸引，每年考试期间，成百上千的各地举子纷纷来到京城，他们大多家境一般，有的还很贫寒，在租住客店和一些日常生活小事上，常受一些店家的欺凌，举子们迫切希望这些问题能有人帮助解决。这些问题越来越多，得到了先期来京做官和做生意的一些当地人的重视，出于同乡友情，他们相互邀请，筹措资金，购置房产，供来京的举子和其他来京谋事或旅居者住宿之用，会馆由此而生。
地域性商业会馆的盛行与商帮的发展密切相关。可以说会馆的发展和传统商帮的发展轨迹是一致的。陕西商帮多与晋商共同设立会馆，如山东聊城的山陕会馆、开封的山陕甘会馆、西宁的山陕会馆、广东佛山镇的山陕会馆、西货行会馆和山陕福地会馆等。
日本音乐家松原刚教授来到中国时有一个见闻，“苏州有一个规模不小的‘中国戏曲博物馆’……尤其是那个精妙绝伦的戏台和演出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大师都视为奇迹，但整个博物馆的原址却是在‘全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的一个聚会场所。说起来苏州也算是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
一般来说，会馆具有四大功能：1、市场管理：维持市场秩序。在重农抑商的中国古代社会，政府对于商业行为的约束是极为有限的，因此商人自发组织了会馆，并通过制定行规业律，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的正常运作。2、纠纷协调： 当会员与外界发生纠纷或受到牙行、官吏压榨时，会馆常代理会员协调、诉讼，以免会员孤单软弱被欺凌。3、乡土联谊：身在异地他乡，难免有思亲怀旧之感，而“会馆之立，所以联乡情，笃友谊也。朋友居五伦之一，四海之内，以义相投，皆为兄弟。”4、社会义举：为当地赈灾、教育、公益事业捐款。比如：咸同年间， 巴县发生饥荒， 八省绅商建议政府将所得费用用以冬时施粥， 供给饥民， 知县予以采纳。于是巴县每年冬月二十日至正月二十， 于朝天、金紫、临江三门外， 以粥济贫。
会馆的文化元素及影响
自古商路即戏路。戏以商远播，商借戏繁荣。山西商人出资建造的会馆戏楼，便是山西戏班的外埠之家。这些精美的戏楼，既是晋商钟爱戏曲的见证，也是晋文化与其他文化融合交流的结晶。时至今日，全国现存的会馆戏台仍以晋商会馆戏台数量最多、规模最大，这不仅是晋商五百年辉煌的历史见证，也是研究古代剧场史和探寻地方戏曲流变的重要史实。晋商会馆的社会价值，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体现与传播了地域文化。晋商会馆的建立使三晋地域文化得以与别的地域文化进行交流，产生一种新的地域文化。第二，会馆推动了商人在彼此交流中走向融合。
琉璃瓦是山西的传统产品，以前只是一些工艺品摆件，山西人首创把琉璃运用在建筑上，在山西的一些庙宇建筑物中经常使用这种琉璃瓦，形成独特的建筑风格。在河南山陕会馆建筑的正殿、配殿中均使用这种琉璃瓦来覆盖屋顶，会馆的建筑同时具有晋豫风格。又如晋商会馆均崇奉和祭祀关羽，在晋商会馆的影响下，其他省的会馆也逐渐崇奉关羽。
会馆是历史的见证，遍布各地的晋商会馆是晋商留在中华大地上的建筑瑰宝。每当我们看到规模宏大的会馆，都能深切感受到晋商当年的辉煌。会馆不但是晋商在全国各地的家，同时又是晋商开展商业协作，进行自我约束，制定一些重要的市场规矩的地方。透过这些建筑我们也感受到了晋商和衷共济、义利并举的情怀。
第十六集：风起云涌的晋商制造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遭受内忧外患的深重苦难，晋商开始转型实业保家卫国。当时，为了捍卫山西的矿权，一批爱国志士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山西的保矿运动是全国保矿、保路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保矿运动中催生的山西保晋公司作为山西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在山西近代实业史上写下了宏伟的篇章。
晋商实业初创之保晋公司
保晋公司作为山西近代最大的民族工业企业，自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冬季开始筹建，到1984年8月二十日财产清理工作的基本结束，历时78年之久，开创了山西近代工矿业的新纪元，同时奠定了山西省基本的煤业格局。
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太原群众争矿集会上，绅商代表渠本翘登台演说，明确表态与山西父老一道收回矿权。同时，以刘笃敬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着眼于收回矿权后的自办商讨对策，并将废约保矿目标锁定为“赎矿自办”。于是，山西实业人士开始酝酿筹建保晋矿务公司。
这一场轰轰烈烈维护山西矿产资源所有权的运动，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下山西民族资本家强烈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可以说，这是晋商在民族危亡时刻，大家一起干的一件大事。由此，晋商的商业资本开始向工业资本转移，晋商也开始从商人向企业家蜕变。
晋商实业的发展历程
二十世纪30年代，山西实业从开始的小企业发展到大企业，从实力弱的企业发展到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企业，从片面军事工业化的企业向矿业、冶金、机械、电力、纺织、交通、食品等行业全面发展。其中铁路建设尤为突出，继正太铁路、京绥铁路之后，二十世纪30年代建成通车的同蒲铁路贯穿山西南北，形成了向东、向南延伸的经济动脉。当时的西北实业公司在全国非常出名，到1937年以前，西北实业公司下设轻重工业的工厂33家，包含纺织、火柴、印刷、造纸、皮革、煤矿、冶金、卷烟、发电、机车、日化、汽车修理等不同行业，是山西具有垄断特征的大型实业公司。
这个时期除了西北实业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些企业做得也非常不错，其中有一个叫斌记商行，它1927年成立时叫太原斌记五金行，因为经营业务扩展和战争，经历了两次重组，最后叫做斌记有限公司。
二十世纪30年代，由于国际市场上对棉纱的需求扩大，价格不断升高，在政府的号召下，中国的棉花种植面积扩大。山西也加入了大面积棉花种植的行列。棉花产量提高了，问题也来了。棉花是需要打包之后才能运销的，当时山西没有相应的工厂，收上来的棉花大多运到河南和陕西进行粗加工，打包成型。棉花打包机厂的利润十分丰厚，按投资6万元建厂，每天打包240件，一包盈利5元算，一年盈利43万2千元。于是，当时山西省政府决定建一座棉花打包机厂。这个棉花打包机厂就是斌记商行承办的。
斌记商行引进棉花打包机的另一个作用是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据史料记载，到二十世纪30年代末，太原纺织厂、榆次纺织厂、祁县染织厂、新绛纺织厂、太原毛织厂都已经开始以购买本国的机械设备为主，榆次纺织厂（战前叫做晋华纺织厂，战后更名榆次纺织厂）在1941年所使用的129台纺织机中，有9台就是本土自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包括风陵渡棉花打包机厂在内的山西对外国技术设备的引进，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客观上促进了本国技术进步和现代装备制造业的兴起与发展。
经营范围越来越广，技术越来越成熟的晋商实业，在发展过程中，其实也离不开一些精英人才的付出，比如山西太平县人——刘笃敬，他是清末民国初年在山西民族资本家中的中坚骨干，也是近代山西民族资本企业家的楷模。刘笃敬接受了维新变法思想，对实业的经营思想是推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次，他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为了创办山西的电力公司，他专门去日本神户进行实地考察。他曾任保晋公司总经理，承担职业经理人。修建同蒲铁路时是太原到榆次段的总办。他担任过山西商会会长，通过商会会长的身份帮助其他经营不善的实业。1909年山西成立咨政局，他以候补五品堂衔任副议长。作为做实业的企业家，他在政界、商界、教育界都拥有丰富的人脉资源。
晋商实业发展之启迪
晋商实业发展的历史给现代企业带来的启示很多，归结起来可以用两个剥离、两个转化来概括。第一个剥离是企业与商业的剥离，像广誉远、杏花村汾酒这类企业，在传统社会属于手工作坊性质，这种手工作坊的特征是前店后场。而晋商成规模的长途贩运在一定程度上，将过去的店与厂进行了剥离，让商品长了腿，跑到更远的地方，因此造就了晋商的辉煌。第二个剥离是家族与企业的剥离，民营企业只有实现家族与企业的剥离，才能够完成从家族利润最大化向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转化，与国际先进企业管理方式接轨。两个转化是建立在两个剥离基础上的，即从商人向企业家转化，再从企业家向投资者转化。现代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如果企业不能将非核心部门进行外部化剥离，就不能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效率；民营企业家如果不能分清家族利润和企业利润的关系，就不能从实际的经营中脱离出来，成为高效率资本运营的操作者，甚至会导致企业产权不明晰、管理效率低下，从而使企业走向衰落。
第十七集：政商关系下的转型之路
晋商因盐而起、因茶而兴、因票号而盛，做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海内最富，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从表面上得益于晋商无与伦比的经营谋略，但所谓时势造英雄，晋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五百年，是因为晋商跟当时的政府有良好而多元的互动。
第一次机遇：国家主导“开中制”让利于民
在明清五百年的时间当中，平均每一百年就有一次发展经济的机会，其中四次机会都被晋商牢牢抓在手里，而这几次机会其实都和政府有着间接或者直接的关系。
明代一开始沿着长城一线设立了九大边防布阵，山西一省独占三大边块，这九边重阵百万大军的军需物资成为了朝廷巨大的财政负担。洪武三年，山西参政杨宪向朱元璋上奏，实行“开中制”，利用国家政策撬动民间资本。“开中制”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王朝历朝历代实现专卖制度的一个特例。
在“开中制”实施120多年以后，权贵、大商人囤积盐引，私盐泛滥，“开中制”被破坏。这时晋商分化为内外二商，联手倒卖盐引。尤其是“折色制”推行后，晋商失去了地利优势，一部分山西盐商转而南下扬州继续进行官盐贸易，形成了晋徽争雄的局面。“开中制”的红利消失后，为了适应市场变化，晋商内部也掀起了一场变革。
第二次机遇：晋商群体主动转型旅蒙商人
晋商在明代中叶，分化成了内外两商，晋商集团内部因为垄断市场慢慢丧失了，于是积极地寻求转型。这个时候出现了政治契机，在隆庆四年，一直和明朝政府长期对峙的蒙元政权发生了内讧。朝中的大臣很快就分成了主和派和主战派，主战派认为应该趁此机会一举围剿，把蒙元势力彻底消灭，但是主和派认为不然，应该是利用这个机会，用经济上的手段去制衡。
旅蒙商人随军经商，为远征的军队在外地提供服务，担当起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物资的重任。在转战万里沙漠的运输途中，他们同时兼做了沿途蒙古人的生意，把内地的商品卖给蒙古人，再将换回的牲畜、牧产品贩到中原地区，从中获取巨额利润。
第三次机遇：厚积薄发开辟万里茶路
万里茶路的开拓其实跟政治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茶叶市场主要面向的是俄国，俄国当时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很多史料记载，西方人“不可一日无茶”。俄政府和中国政府经过反复磋商，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在中国边境的小城专门新建了一个买卖城——恰克图，在这个地区进行茶叶贸易，从而形成了当时的贸易模式。在与恰克图签订互市开放之后，山西商人再次敏锐地把握了商机，从乾隆20年之后，大批量地涌入恰克图市场。政治机遇为晋商发展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作为典型的政策型商人，晋商发展的每一步背后都有国家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整的影子。
第四次机遇：政商关系的紧密结合——票号
票号首创于道光年间，实际上是为了应对朝廷异地调拨银两。票号在中国金融历史上是一次重要创新，它把传统金融业的存、放、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还进行一些金融买卖，金融投资等行为，票号一开始就被很多朝廷官员看中。
清代咸丰时期，天平之国运动、捻军起义，截断了南北大陆，导致京饷也就是各地送到中央的税银无法上缴，朝廷用兵急需用钱，只能被迫求助于票号，让票号承担中央税银的接送任务。庚子事件之后，全国各地运送京城的协饷和军饷这些相关的收入，全部让山西票号来汇兑，这既为清政府在运送现银的过程中节省了大量成本，也让山西票号从汇兑的过程中获得巨大的利润，是一个双赢的事情。在票号最鼎盛的时候，清政府有三分之一国库税收是由晋商汇兑的，这个额度非常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充当了代理国库的作用。
晋商在前四次机遇中，始终与国家需求保持一致，政商之间各取所需、各得其利、实现双赢。但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环境的剧变和商业形态的飞速更迭，晋商在政商关系的互动上逐渐自我固化，因此导致了交易成本的增加和经济效益的递减，对晋商的商业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最终导致晋商没有把握住第五次转型的机遇，从而走向了衰落。
1905年，当时清政府要重建银行，类似于现在的中央银行，晋商没有参与其中，而浙江的绸缎商主办。后来的江浙财阀逐渐开始控制中国，而山西商人慢慢被淘汰掉了。
从“货通天下”到“汇通天下”，在山西商人纵横商场500年的经营谋略中，他们善于面对复杂的形势，不失时机地对国家政治局势做出正确判断，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有着精准把握，将政治机遇转换成商机。如今，“亲”“清”政商关系的提出，为民营企业提供了更加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新时代的晋商更应该抓住机遇，转型发展。
第十八集：商道与人道
有人说晋商论儒学，不如徽商；论精明，不如浙商；论权力，不如京商；论管理，不如潮汕商人。在强手云集的激烈竞争中，晋商如何能够成为“海内最富”稳坐商帮的第一把交椅呢？
晋商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晋商发展壮大的原因有政治原因，有地缘优势，也有抓住机遇等优势，但除了这些之外，晋商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无论什么经济活动，其主体都是人。而说到其核心竞争力，是因为山西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其他地区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独特看待社会的方式方法。归结起来，就是他们具有独特处人处事的规则，换句话说，就是独特的伦理观。
在儒家思想的教育下，晋商通过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双重规范形成了“忠孝节义”的道德人格。但是俗话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晋商本质上还是商人，商人做买卖，逐利是永远的追求目标。晋商以“义”来规范约束自己的商业活动，讲究“财自道生、利缘义取”。
晋商的商业伦理总结起来就是：以义制利、以利弘义。但人性是复杂的，社会价值的多元和道德境遇的复杂，使得商业行为中出现道德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比如：义和利的冲突，人们对唯利是图的行为十分反感，但另一方面，在商业活动中，残酷而激烈的竞争又迫使商人不得不把经济利益放在首要位置。
“诚信”是晋商博弈后的产物
作为一个商人，在商业活动中，面临两种选择，诚信和不诚信，经济学认为人都是理性的，商人也是如此，是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晋商之所以能够选择诚信，起初恐怕不是因为自身的道德水准高，而是从中能够带来收益，因为做生意与人打交道不是一锤子买卖，是反复交易的过程。时时处处讲诚信，久而久之，甚至可以赊账了。于是，信用就产生。正是因为这样，以后的晋商大多会选择诚信作为为人处世的准则，因为这样才会有长期的收益。
如何使家庭伦理和商业伦理跟上时代变化？
纵观晋商伦理与晋商经营的起起伏伏，要使家庭伦理和商业伦理跟上时代变化，现代企业家应该具备四手。
第一手：该出手时就出手。在互联网+时代下，由于信息的高度透明化，减少了信息的非对称性，商品流通的速度不断增加，给现在的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信息透明化，资源配置速度快，意味着选择成本或机会成本的增加，因此要求企业家知识广博，善于变通，将自己的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变革紧密结合，与国家的伦理要求紧密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商业伦理观跟上时代的变化，才能做到该出手时就出手，出手就能有收益。
第二手：该放手时就放手。现代社会更多需要的是职业经理人，资本与经营的分离是必然选择，如何做好从家族经营向家族投资的转化，要求现在的企业家自身的品行端正，熟悉企业运行规则，知人善任，规避风险。
第三手和第四手：留一手和露一手。留一手知进退，懂包容。共赢社会，平台的作用远大于个人的单打独斗，只有知进退，懂包容，才能与其他企业合作共赢。露一手，如何塑造企业形象，如何打造企业伦理，企业家本身对于企业员工和周边社会具有巨大的示范作用。只有企业家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企业的员工才会爱岗敬业，才会塑造更加良好的企业伦理。
第十九集：言传身教的致富秘籍
在晋商史料中，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晋商中的大多数人都有过“弃儒服贾”的经历，比如票号的始祖雷履泰，他本身出身于书香门第，但成年之后，并没有走仕途，而是当了学徒。这是不是意味着晋商重商轻学呢？
其实我们从有关的资料可以看出，山西人的经商有这样几种情形：弃儒经商、弃宦经商、从学徒做起最后成为著名商人。显然，弃儒经商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形。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晋商的弃儒并不等于轻教，因为晋商的弃儒从商多半是无奈，在一些晋商的家谱资料中可以看出，很多人之所以“弃儒”，是因为生活所迫，比如山西著名的票号商人高钰，就是因为家道中落才改儒从商；还有榆次常家九世的常万玘，成年之前一直在私塾攻读圣贤书，而且非常勤奋刻苦，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受到人们的赞赏。后来家中突发变故，生活境况开始窘迫，于是她的母亲不得不劝他弃学从商。晋商里面还有一些人本来就是以儒业为主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而“屡试不售”，才转而经商。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家业无人管理不得不放弃儒业而继承祖遗商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乔致庸。
晋商的教育方式有哪些？
晋商“弃儒服贾”的具体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迫于生计，弃学从商；二、为士不成，乃为出商；三、承继祖业，投身商海。尽管他们“弃儒就商”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客观事实，这就是，大多数晋商在投身商海之前，几乎都经历过“学儒”的过程，也就是说，他们在迈向商途之前，普遍接受过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教育，尽管这种教育有的是非正规的，有的为时不长，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确是从传统文化教育中走出来的一代商人。总的来说，晋商不仅注重自身的修为提升，而且还特别注重后代的培育，对他们主要是有家庭教育和职业教育两部分内容。
家庭教育。在对后代的教育方面，晋商首先注重的是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凡是有助于养成子弟良好道德品质的内容都在教育之列，遍涉经史子集，尤其是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等。除此之外，他们还强调一些经世致用的内容。另外，地理、书法甚至医学等，有条件的家族，对子弟的教育也涉猎这些内容。
职业教育。晋商的职业教育主要采用的是学徒制。学徒制的实施分为三个步骤：选拔、培养和录用。首先是严格挑选学徒，合格的请进号内进行职业道德的培养和职业技能的训练，最后就是录用环节，经过考察合格的就出班，意味着学徒生涯结束，并且出师任以专职，不合格的被淘汰，也有的学徒期未满就被淘汰了。职业教育首先是职业道德的教育，其次是实用性知识技能的掌握，再次是行为规范的养成。
晋商热衷兴学回报社会
晋商不仅纵横商界、逐利四海，而且还能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虽为商人，但重视教育的程度是一般人不能比拟的，并且在近代新式教育事业中，晋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晋商对山西地方教育活动的参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举办义学，让更多的人接受传统教育。明清时期的晋商不只是关心族中子弟的教育，也热衷于乡邑贫寒子弟的上学问题，他们积极出资捐学，为贫寒子弟提供学费、生活费以及义学的维修费。另外，道光二十四年，为了办超山书院，平遥当地各商家曾捐银13000多两，立为基金，存当利息，用于助学。除了办义学，晋商还捐资书院和官学等，这都是对传统教育的参与；另一方面，是创办新式学堂，积极投身新式教育。
值得关注的是，晋商还兴办女学。 最著名的还是常氏家族，1905年创办了常氏女子知耻学堂，课程一开始有作文、习字、算术，后来增设科学，还开设了绣花、钩织花篮一些手工课。知耻学堂专门设舍监一职，管理非常严格规范。特别要强调的是，常家女子知耻学堂领风气之先的意义，因为，中国教育史上，1907年学部才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这时候，女子受教育在学制上才取得合法的地位。 1925年，常家将笃初学堂与知耻学堂合并，实行男女同校；选购了先进的教学设备，有德国风琴、日本收音机等；专门设立了图书室，订购一些外文图书和报刊、杂志；学校还不定期组织演讲、作文、图画、手工展览以及各种智力竞赛。学堂从办学形式到教学内容都呈现出新的气象。此外，晋商家族还派遣子弟出国留学，出去学习师范的人，回来后去新式学堂任职，无疑为山西教育的近代化充实了师资力量。
晋商教育观对现代社会的启迪
晋商的职业教育追求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概括一句话是指将对技能的追求作为毕生的价值取向而不是谋生的手段。工匠精神应该具备“三性”和“三心”，三性指的是传承性、创新性和示范性，传承指的是精神理念的延续，创新指的是技术和技艺上的创新，使自己的技术始终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示范性指的是这种技艺具有与众不同的特质和延续的必要。三心指的是：匠心、耐心和平常心，匠心是技能上具备不断进取的意志，耐心指的是刻苦钻研的意志品质，平常心是不骄不躁、不急功近利。工匠精神的培养需要技能教育或者叫职业教育、素质教育和道德养成教育。
晋商正是努力把传统文化教育、行为规范教育、职业技能教育结合在一起，也正是在这种不断的结合中，形成了修身正己、重商守信、以义制利的内在约束，以及团结互助、忠义爱国、热心公益的精神理念。
第二十集：转型突围中的晋商
他们诚实守信，创立票号、钱庄，开中国旧式金融业先河，他们开拓进取，用肩挑手抬、驼马车队踩出了一条“万里茶道”，他们和衷共济，成就中国十大商帮之首，他们务实经营，造就清朝商业的“托拉斯”，他们经世济民，以商人之姿行关公义举。当传统与现实碰撞，我们究竟能从祖辈们身上学到什么？
大局观是企业兴衰的关键
近几年，转型是山西提到的最多的两个字，这里曾经担负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任，也饱尝了“一煤独大”带来的后果。作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转变发展方式，打造多元化产业格局，是每一个山西人面临的挑战。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我们当如何审视山西经济发展的新变局，向晋商学习什么？
最应该向晋商学习的是大局观的建立和培养，作为一个商人，要为社会服务，了解天下需求的变化，尤其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更要明白社会往哪里走。这里所说的大局观，实际上就是一种世界的格局。
例如，煤炭企业转型一定要在管理上转型， 一定要在发展方式上走自己的路线。转型来讲，有些企业在转的时候找不到方向，这对企业也是一种挑战，大家都知道，传统企业不转型，要等死，转不对，要早死，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转型第一个必须是因地制宜，走自己的路，人才、技术、管理，要跟专业方向匹配，如果一个煤炭企业一下子转到高新技术上，人才、管理跟不上，这就转错了。转型第二个就是借力转型，自己如果找不到很好的方向，那么可以加盟战略伙伴，优势互补。
政商关系是企业发展的基础
近年来，山西不断深耕资源优势，打造产业集群，同时弥补研发短板，大力引进人才。2018年，山西退出煤炭过剩产能3090万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14.0%，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同时，山西正在不断深化“放管服效”改革，切实打造服务型政府。截至2018年底，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政策兑现服务平台兑现资金达到6亿元，政策红利切实装进了企业的口袋。可以说政府职能的转变、既亲又清的政商关系，是山西企业转型发展的基础。
山西省近年来一直在着力打造“六最”营商环境。从简政放权、减少审批流程、提高办事效率方面，进行了着力的提升，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从企业角度来说，企业家一定要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把目光聚焦在市场方面，当然政府的政策对于企业的经营是有影响的，企业要紧盯政策，抓住政策红利来发展自己，这样才能走得更好、走得更稳。
文化是企业凝聚的内核
政府为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企业将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良好的政商关系，让企业发展有了坚实的基础保障，那么企业又该如何凝心聚力，坚守自己的价值理想，打造核心竞争力呢？共同的文化信念曾经是晋商商帮的成功密码，未来它也必将支撑起山西企业再创辉煌。
企业不仅是自身维持和发展的问题，它还需要靠一种文化来凝聚客户，来凝聚社会其他力量。晋商文化博大精深，不仅包括关公文化、戏曲文化，还包括西口文化、晋商大院等，现在一些账本、账簿、账册等，其实都是晋商文化的体现，都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珍贵财富、文化财富。从这点上来说，我们现在深入挖掘晋商文化是非常必要的。
市场经济，需要合作共赢，树立共同的文化价值对企业家至关重要。它能够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认同，建立企业之间的信任，从而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文化平台也是商业平台，企业共享信息和机会，制定共同的行业规则，维护共同的利益，从而形成产业核心竞争力。
在山西经济转型突围的大环境下，山西政府正在从政策、资金、科研、人才等方面鼓励传统企业转型，激发科技创新热潮，谋求经济的再次腾飞。因此，企业家要树立全球视野的大局观，以全新的理念为引领，在社会新变局中看清局势、抓住机遇，在转型的洪流中激发新活力，这是晋商赋予当代企业家的精神滋养。
新时代的征程中，我们在路上，晋商的精神在路上。
文字整理：晋中日报记者 张春玲
文字来源：黄河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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