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北京中南海，59岁的毛泽东翻看一份案件材料时，目光停在了一个名字上：王盛荣。纸上写的是贪污罪证，结论似乎已经十分明确，可毛泽东却没有立即批示，而是皱起了眉头。

“王盛荣？这不可能。”他放下材料，随即让人请周恩来来说明情况。这个反应并非出于私人偏爱，而是因为毛泽东太清楚，这个名字曾和一场生死关头的护卫行动联系在一起。

王盛荣1907年出生于湖北武汉，家庭以捕鱼为生。年少时，他进纱厂做工，亲眼见过工人生活的艰辛。后来，他投身工人运动，加入共青团，并于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王盛荣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保卫工作。会议期间，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也由此建立了联系。此后，他又在革命工作中结识周恩来、瞿秋白等人，并被派往苏联学习。

回国后，王盛荣进入中央苏区工作。1932年冬，中央需要毛泽东参加一次紧急会议，组织决定派王盛荣前往赣南传达通知。当时局势复杂，敌方民团活动频繁，寻找毛泽东的驻地本身就十分危险。

王盛荣带着一个排赶到村外时，突然遭到枪击。他很快判断，对方的目标很可能是毛泽东，便立即带人冲入住处展开掩护。枪声中，几名敌人持刺刀逼近，王盛荣主动吸引火力，掩护毛泽东撤离。

突围时，毛泽东因身体不适，行动受到影响。王盛荣便让战士们找来简易担架，将他抬离危险地带。撤退途中，王盛荣左肩负伤，鲜血很快浸透衣服。毛泽东脱下贴身衣物替他包扎，并说：“天冷，又流了这么多血，赶紧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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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过去多年，毛泽东仍然记得。王盛荣救他的，不只是一次突围，更是在敌我力量悬殊时没有后退半步的选择。也正因为如此，当那份“贪污材料”摆到面前时，毛泽东才会本能地觉得其中有问题。

王盛荣曾经接受过更严峻的考验。1933年初，中央决定把一笔重要经费护送到上海。此前已有人员在途中携款失联，周恩来因此格外谨慎。经过挑选，任务交给了王盛荣。

这笔经费装在钉死的藤箱中，没有现成钥匙。王盛荣一行人携款行走数百里，途中要经过多道关卡。到了梅县，地方人员盘问箱内物品，要求当场打开。王盛荣沉着应对，说里面是给“大少爷”读的书，又解释钥匙没有带在身边。

对方将信将疑，最终没有继续搜查。经过二十多天辗转，这笔钱被安全送到指定地点。对于当时的革命组织而言，这不仅是一趟押运，更是对干部忠诚、胆识和纪律性的综合检验。

新中国成立后，王盛荣承担了经济建设方面的工作。1950年，周恩来安排他组织钨砂出口，以换取工业设备、车辆和国防物资。百废待兴之际，国内设备短缺，外汇紧张，这类任务关系到工业恢复，绝不是普通的买卖。

王盛荣奔走于各地矿区，调查产量和运输条件，并依照批准方案处理相关物资。问题出在一批香港钨砂的处置上。由于具体手续和过程没有被所有人了解，有人据此举报，称他利用职权私自倒卖国家资源，把一项经批准的工作说成了个人谋利。

案件材料送到毛泽东那里，才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周恩来赶来后，把事情经过讲清楚：“王盛荣无罪有功，香港那批钨砂，是我同意处理的。”毛泽东听完，才缓下神色，说：“我就知道不可能。”

遗憾的是，澄清并没有立刻改变王盛荣的处境。他曾因此被关押两年多，后来被开除党籍，职务也从副部级降到副处级，安排到中南工程局企业处工作。身份变了，工作作风却没有变，他仍旧长期在工地和企业一线奔忙。

1957年9月，毛泽东到湖北视察，询问王盛荣的近况。地方干部起初甚至不知道他在哪里，经过查找，才发现这位老同志正在施工现场。毛泽东随后提出，安排王盛荣到湖北省冶金厅任厅长，享受副省级待遇，并恢复党籍。

王盛荣重新回到冶金工作岗位后，仍坚持发展本国技术，减少对外部供应的依赖。后来因工作意见不同，他再次受到批评，逐渐离开了领导岗位。1967年，徐海东看望他时，转达毛泽东的话：“让王盛荣活着再说，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王盛荣听后十分激动，只说了一句：“我一定坚强地活下去。”1979年，他此前受到影响的待遇得到恢复。2006年，王盛荣因病逝世，享年99岁。那份1952年的材料，最终没有抹去一个老革命者数十年留下的履历；而毛泽东当年那句“我要问问恩来”，也成为这起冤案转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