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38年，秦孝公病逝，太子驷即位，是为秦惠文王。
就在那一年，曾经在秦国推行变法新政，让秦国从边陲小国一跃成为能与六国抗衡的战国诸侯国之一的商鞅。
竟被冠以“谋反”的罪名，处以车裂之刑，全家被杀。
有读者曾经问过，商鞅对秦国的贡献那么大，为什么秦惠文王还要车裂他呢？秦国的国君为何那么暴戾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先回到当时真实的历史细节中去。
1、变法的成功，恰恰是商鞅的死因
商鞅变法的核心，是彻底打破旧有的贵族政治格局。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变法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意思是说，要是王族宗室如果没有军功，就不能再享有贵族身份和特权。
那等于从制度上剥夺了秦国旧贵族的世袭特权，把整个社会按军功和耕织重新洗牌。
可以想象的是，秦国贵族会恨商鞅入骨，这一点从《大秦帝国》等历史小说和史料中都可见一斑。
另外，公元前358年，在变法推行期间，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唆使太子犯法，公开抵制新法。
最后商鞅无法处罚太子本人，便对公子虔施以劓刑（割鼻），对公孙贾处以黥刑（脸上刺字）。
那一做法，让所有受害者都对他恨之入骨，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
秦孝公在世时，还能压制住那股反对力量。但孝公一死，旧贵族立刻反扑。
《史记》中明确记载，孝公死后，“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动告发的人正是当年被商鞅处罚的贵族集团。
可以说，商鞅变法的每一项成功，都在为商鞅本人积累仇人。
2、王权容不下一个“太上君主”
即使抛开贵族的恩怨，商鞅当时的政治地位也无法让新君容忍。
史料记载，商鞅在秦执政约二十年，先后被封于商地（今陕西商洛一带）十五邑，号“商君”，权倾朝野。
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变法建立了一整套以法令为核心的国家机器，而这套机器的运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他个人的威望。
《史记》中记载，他出行时“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戟者旁车而趋”，出门带大量卫队，戒备森严。
表面上是防刺客，实际上恰恰说明他已树敌太多、缺乏安全感。
另外，《战国策》中还记载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秦孝公病重时，曾打算把王位禅让给商鞅。
无论此事真伪，那一传闻本身就说明，在当时世人眼中，商鞅的权力已经到了可以染指王位的程度。
那对于一个刚继位的年轻君主而言，一个功高震主、深得民心的权臣，本身就是一种必须消除的威胁。
3、一场无路可走的逃亡
这怎么说？
按《史记》的记载，商鞅最后的结局颇具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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