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情报局和法西斯势力推翻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周年纪念之际，我们重温贝娅特丽斯·“塔蒂”·阿连德的故事。她不仅是这位试图通过和平道路建设智利社会主义的总统的女儿，也是他的私人秘书。塔蒂是左翼革命运动的活跃分子。当皮诺切特的炸弹袭击智利首都时，阿连德对她说：“告诉米格尔——恩里克斯，左翼革命运动的指挥官——现在是他的时刻……”
今天，我们缅怀贝娅特丽斯。这位充满反叛精神的国际主义者和坚定的革命者，在年轻时选择结束生命。她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与悲伤：不仅因为父亲在战斗中倒下，还因为法西斯统治下，她的人民遭受苦难。此外，她在古巴流亡期间未能促成智利左翼团结，这也令她心力交瘁。为纪念她，我们转载《雅各宾》同事在阿连德遭遇事件50周年之际发表的一篇访谈。访谈围绕一本回顾这位年轻革命者生平的著作展开。文末附有一篇关于塔蒂的匿名文章，提供更多思考。
革命女性常被历史书籍忽视。然而，一部关于贝娅特丽斯·阿连德的新传记，帮助我们理解在切·格瓦拉时代，成为革命女性意味着什么。她是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女儿、亲密知己和国际主义活动者。10月11日是她的忌日。9月4日，智利纪念了1970年历史性总统选举50周年。当年，萨尔瓦多·阿连德和人民团结联盟通过选举上台，这被视为革命性事件。对智利及海外的年轻活动人士而言，1970年的选举似乎证明了议会道路通向智利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虽然阿连德政府存续时间短暂，并在1973年9月11日被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军事行动推翻，但它至今仍激励着工人和社会运动。2019年秋季，智利社会动荡时，许多左翼人士怀念人民团结联盟执政的岁月。自阿连德担任总统以来的50年间，关于其生平和政治遗产的著作层出不穷。然而，与他并肩作战并塑造其政治道路的女性却鲜为人知。
《雅各宾》撰稿人莉娅·伯格丁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史教授塔尼娅·哈默就其新书《贝娅特丽斯·阿连德：冷战时期拉丁美洲的一段革命人生》展开对话。这本书探讨了阿连德之女及亲密助手的生平。贝娅特丽斯的生命历程集中于拉丁美洲政治动荡的“漫长20世纪60年代”。通过她的经历，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阿连德当选总统前的十年，以及他执政期间的岁月。这一经历也展现了智利一代活动人士的命运：他们亲历了革命左翼斗争在整个拉丁美洲的兴起与失败。
莉娅·伯格丁：您在新书中研究了贝娅特丽斯·阿连德的生活。她是一名年轻医生、革命左翼活动人士，也是著名社会主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女儿。是什么吸引您为她撰写传记？塔尼娅·哈默：我在研究左翼联盟人民团结政府执政时期智利国际史时，对贝娅特丽斯的人生产生了兴趣。查阅资料时，我注意到，贝娅特丽斯——家人和亲近者称她为“塔蒂”——在20世纪70年代初是智利重要的政治人物。
她与时任总统的父亲萨尔瓦多·阿连德关系密切。贝娅特丽斯不仅在智利与古巴的关系中发挥关键作用，也参与了拉丁美洲的革命国际主义行动。她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等人物保持密切联系，并嫁给了一名古巴情报官员。她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她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她在年轻时便过着引人注目的革命生活，并身居重要位置。然而，几乎没有人写过她；贝娅特丽斯·阿连德在历史书中几乎无迹可寻。
部分原因在于，她于1977年自杀，而这无论在革命传统中，还是对许多拉丁美洲人而言，都是禁忌话题。即便并非虔诚信徒，许多人仍深受天主教影响。但毫无疑问，这也与她是一名女性有关。关于冷战时期拉丁美洲革命的叙述，通常聚焦于革命党派和反叛组织的领导人，以及参加游击战争的人物，而其中绝大多数是男性。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在切·格瓦拉的时代，成为一名革命女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同时，也可考察像贝娅特丽斯这样的女性必须面对的限制与机会。
莉娅·伯格丁：贝娅特丽斯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智利圣地亚哥长大，很早便置身于父亲的政治世界中。您能否谈谈她的童年，以及童年对她后来人生的影响？塔尼娅·哈默：若不考虑她的成长环境，就很难理解贝娅特丽斯的坚韧和革命精神。总体而言，她拥有舒适的中产阶级童年，这给她留下了成长为大胆而叛逆之人的空间。
父亲鼓励她广泛交际，并培养她对体育运动的兴趣。还是孩子和年轻成年人时，贝娅特丽斯经常与大家庭成员及亲近的人在海边度过漫长夏日，其中许多人属于智利中左翼政治精英。她在那里学会了游泳和攀岩。但阿连德也希望女儿努力学习。贝娅特丽斯后来攻读医学，必须付出这样的努力；作为女性，她更需要如此。毕竟，在20世纪60年代，女性进入大学要比男性困难得多。
与她在学校接触的许多人不同，由于父亲拥有广泛的政治人脉，又因为她经常陪同父亲参加竞选活动，政治贯穿了贝娅特丽斯的日常生活。不过，直到进入青春期，她才真正理解智利政治中最核心的问题。如后来所见，她生命中的这一阶段，恰逢智利经历1958年总统选举，是一个颇具意义的时期。此后，无论投身政治，还是在大学中建立友谊圈，她都展现出成长环境赋予她的自信、沉着与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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