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3日，北平机场。军统局华北总督察王蒲臣执意赶来，要送戴笠一程。戴笠本不想让他来，临登机前，戴笠攥紧了他的手，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这是最后一回，以后可不能再这样。”
四天后，一语成谶，戴笠的专机撞在南京郊外的岱山上，机毁人亡。
北平这一幕以及戴笠随后的暴毙，让王蒲臣深为感慨。晚年，他把与戴笠之间三十年的交情，写进了两本书里。
王蒲臣是浙江江山人，1902年生，比戴笠小五岁。两人的交情始于江山文溪高等小学堂。王蒲臣晚年还记得，自己刚入学时被老生姜润才当马骑，又哭又叫，是高年级学长戴春风出面把他救下来的，同学们从此以为王蒲臣和戴家有亲，再没人敢欺负他。
后来戴春风改名戴笠，王蒲臣读了师范，当了十几年教育局长，江山、庆元、武义三个县都干过，不出意外的话，他会是个体面的民国教育工作者。
1927年3月，他收到戴笠从上海写来的信，让他”到外边闯一闯”，就辞了职去上海，住在姐姐家，戴笠住在同幢楼的张冠夫家，一个在楼上打地铺，一个在楼下打地铺。
1935年12月5日，王蒲臣到南京鸡鹅巷，见到已是特务处处长的戴笠。戴笠一句话，教育界少了个王局长，军统多了个机要秘书。
甲室是特务处的心脏，能进去的没几个人。王蒲臣月薪一百元，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他九十岁时回忆，甲室一共十位同事，“不分昼夜，随到随办”，原则是”不令文电有丝毫积压”，经常干到后半夜两三点。急件上批的是”急急急，十万火急，片刻不得停留，停留便要杀头”，连日期时间一起写明，层层负责，谁接了这封电报，谁就别想拖延。
王蒲臣后来说，这是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这话当然有老部下表功的成分，但军统文书系统的效率，确实是从甲室这十个人身上压出来的。戴笠用人，先看是不是江山老乡，再看是不是故旧，王蒲臣两样全占，自然成了”自己人”。
可即便”自己人”如王蒲臣，对戴笠起家的”十人团”，照样说不清楚。这个团有正式名称，叫”调查通讯小组”，1930年前后成形，窝点在鸡鹅巷。
通行的说法是九名成员加上戴笠本人：王天木、唐纵、张炎元、徐亮、胡天秋、周伟龙、黄雍、马策、郑锡麟。怪就怪在，王蒲臣晚年写《一代奇人戴笠将军》时，手头竟有七个版本的名单，有的版本里还冒出苏锡麟、王兆槐、赵世瑞这些名字，人数、次序，各说各话。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戴笠的保密纪律是从创业第一天就开始的：十人团成员彼此并不全熟，单线联系，互不知底细，连到底有几个人都说不准。
这是戴笠刻意追求的效果——一个连自己都数不清人数的班底，才是最安全的。
1999年，九十七岁的王蒲臣给住在上海的老友张冠夫写信，张冠夫是”十人团”之一，王蒲臣想让他一锤定音，还在信里把自己掌握的七八个版本一一抄给对方核对。信寄出去了，没能等到回音，张冠夫年迈失忆，连自己是不是”十人团”都想不起来了。
能让创始团队成员都说不清名单的，其实背后还有戴笠那套训练特务的心法，王蒲臣是这套心法的亲历者。
他刚当秘书时，戴笠动不动打电话来，故意问某个人的电话号码，同时明令不许翻记录本。王蒲臣起初不理解，戴笠说：“身为情报工作人员，一切都要放在脑子里，不容许翻本子的，一要保密，二是省时。”
还有一句更绝的：“一张纸和一支笔，固然对工作帮助很大，但有时会得相反的效果。所以革命工作者，是不能完全依赖笔墨的，要把脑子训练成照相机一样，一看就照进去，用到时马上就可以洗出来。”
王蒲臣照此苦练，后来能把上海常用的电话号码记住百分之九十以上。后来，王蒲臣总结说，这套心法其实就两条：脑子里装事，嘴上把门；留痕越少，活得越久。所以1937年9月淞沪会战期间，戴笠在上海启用一个化名”张复中”的日本情报员，国语说得比中国人还纯正，他安排王蒲臣去接这条线，只交代几句话：见面时你只说姓林，其余不必多言；每次见面的时间地点都由你定，随时变动。这条线后来十天接头一次，送来的情报对八一三抗战的部署”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后来军统办训练班，戴笠再忙也要当班主任，开班必讲”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战时特工一律不许结婚，阵亡特工的父母他给发丧葬费，孤儿寡妻他养起来，把军统办成一个大家庭的样子。
王蒲臣说，这套东西，一半是从蒋介石办黄埔学来的，一半是戴笠江湖出身自己悟的。
在王蒲臣看来，真正把这套东西用足用透的，是戴笠对蒋介石。
王蒲臣在戴笠身边十年，耳濡目染，看得最清楚。蒋介石发号施令有个习惯，一年下来”手令”能装满十只公文箱，从军令到党务无所不包，唯独对特务工作讳莫如深，尤其暗杀、离间这类事，绝不肯留下只字片纸。
戴笠太懂这个了：凡是敏感话题，一律当面口头汇报；对蒋介石的指令，只用脑子记，从不笔录；回到局里传达，只说一句”奉谕”，这个”谕”是谁的谕，不做任何解释。
蒋介石对这一套，心里暗暗赞赏。
见蒋之前，戴笠必衣冠整洁，回答问题简明扼要；推荐干部，非浙江籍、黄埔系不荐，因为那是蒋用人的两条铁律；蒋最忌讳部下结党和贪腐，戴笠表面上一不沾派，二不碰钱，至少姿态做足。
这套功夫没白费。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中国档案里有一条记录：国民政府上下，只有戴笠能随时随地见到蒋介石。
戴笠这一辈子管蒋介石叫”校长”，一叫到底。西安事变是他押注押得最狠的一次：蒋介石被扣，他跟着宋氏兄妹飞西安，一下飞机就被下了枪，关进张学良公馆的地下室。
他估摸自己必死，写下绝笔：“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落款是”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寓地下室”。
后来他见蒋，是跪在蒋面前，抱住脚痛哭失声，臭骂自己失职。这场戏的效果立竿见影：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里写同去西安的随行人员，是”蒋鼎文、戴笠、端纳、子文等四人”，戴笠排第二位。王蒲臣明白这里面的门道：戴笠赌的是，领袖蒙难之际，谁冒死跟在跟前，谁就是自己人。
可惜，这套心法防得住外人，防不住自己人。
1946年3月，抗战胜利刚半年，戴笠的势力膨胀到极点，军统几十万外围、忠义救国军、缉私武装，加上中美合作所攒下的美国关系，连当海军总司令的路子都在铺。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开始睡不着觉了。
3月13日戴笠离开北平去天津，王蒲臣带人到机场送行，戴笠攥着他的手说”这是最后一回”——当时没人在意。
3月16日，戴笠到青岛。17日上午十一点多，蒙蒙细雨里的青岛沧口机场，有人问天气，回答说上海气候恶劣、不宜飞行，青岛站长梁若节劝他多留一天，戴笠正在犹豫，机上有人说了一句”南京气候好”，戴笠当即拍板登机，交代”如上海不能降落，在南京降落”。
下午一点多，这架C47-222号专机在南京上空失联，撞上江宁县板桥镇的岱山，起火焚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讽刺的是，撞上的那座山叫岱山，当地人叫戴山，失事的山沟叫困雨沟——戴笠，字雨农。于是有了那句民谣：“戴机撞岱山，雨农死雨中。”
戴笠的尸体烧得面目全非，缺了右手和小腿，最后是凭左边臼齿里的六颗金牙才认出来的。总务处长沈醉奉命查案，1949年3月再赴现场，从当地老百姓手里换回一把鞘柄烧毁、剑体寒光的九龙宝剑——那是孙殿英从乾隆墓里挖出来、托戴笠转献蒋介石的。
剑在，人没了，案子越查越深：军统华北负责人马汉三当年在北平被川岛芳子抓住过，叛变投日，九龙宝剑就是那时候落到川岛芳子手里的；抗战胜利后马汉三把剑搜了回来想瞒天过海，1946年3月戴笠在北平审川岛芳子，把这段旧账全掏了出来。
据说戴笠不动声色，马汉三却吓破了胆，派心腹刘玉珠在专机上安了定时炸弹，又盼着飞机遇上坏天气。
果然，上海落不了，南京落不了，飞机在空中多转一个钟头，正赶上起爆时辰。这是流传最广、也被多方采信的说法，连官方背景的揭秘文章也倾向于此：“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戴笠之死并非天灾暴雨、路遇浓雾所致，而是死于他的得力干将马汉三之手”。
这条线索最后顺着九龙宝剑被毛人凤摸出来，而一直在北平替毛人凤搜集马汉三罪证的，正是王蒲臣——马汉三被诱捕后，王蒲臣带人第一时间查抄其居所，顺势坐上北平站站长的位子。
1948年6月30日，毛人凤亲赴北平，把马汉三、刘玉珠一并秘密逮捕，三个月审讯，从偷看戴笠信件到安放炸弹，一字不落。
9月27日，两人被秘密枪决，对外公布的罪名只有两个字：贪污。
当然也有别的说法：军统老人陈华临终前咬定戴笠死时右手呈握枪姿势，是他自己开枪打死了驾驶员；也有人说蒋介石容不下他。哪种为真，王蒲臣没有答案，他晚年只留下一句判断：“岳武穆所说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戴笠将军兼而有之。”
戴笠一死，最见人情冷暖。
专机失联一天一夜，蒋介石下令毛人凤派一名将级特务带电台和报务员、医生跳伞去现场核实，毛人凤召集二十多个少将开会，声泪俱下，说”委员长再三强调，一定要派个高级同志去”，结果没有一个人报名——谁都怕飞机迫降在中共控制区，有去无回。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里写：“戴笠不幸以气候恶劣竟在南京附近遇险身亡，殊为悲痛，此生虽多缺点，但其忠诚与热心实不愧革命信徒也。今焉则无矣。”败退台湾后，他多次对身边人感叹：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章士钊那副挽联倒是冷静：“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王蒲臣的这些回忆，大部分落在两本书里：1991年自印的《滚滚浪沙九十秋》，和2001年先在江山出简体字版、2003年由台北东大图书出繁体版的《一代奇人戴笠将军》，后者附录里收着”戴笠将军遗训辑要”和戴笠年谱，如今已是军统史研究的必读书目。
2006年，王蒲臣在台北去世，享年一百零四岁，葬在花园公墓，左边是张冠夫，右边是毛万里，墓园门口一副楹联：生而为友，逝而为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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