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春，河南豫西，刘镇华接手了三千多名整编官兵，也接手了一块并不安稳的地盘。许多人原本是刀客、团匪或地方豪强，辛亥革命后被编入陕西起义军。放回乡里，难免重新聚众生事，于是这支特殊武装被留下来，成为后来镇嵩军的骨架。
刘镇华原名刘茂业，1883年出生于河南巩县一个小商人家庭，曾在保定法政专门学堂求学，后来参加同盟会。镇嵩军最初编为三个标和一个炮兵营，柴云升、张治公、憨玉琨分掌各部，任务很明确：回豫西剿匪。
有意思的是，镇嵩军要剿的匪，许多正是官兵从前的熟人。乡里乡亲，甚至沾亲带故，可军饷来自官府，番号也在官府手里。想保住这份饭碗，就得拿战绩说话。几番清剿后，豫西匪患确实减弱，刘镇华也因此得到袁世凯赏识，升任北洋中将。
镇嵩军的命运，从此不再由豫西乡土决定，而是被卷入北洋军阀的争斗。1917年，陕西靖国军起事，镇嵩军奉命入陕作战。刘镇华凭借此战取得地位，后来出任陕西督军，部队也扩编为数个师，逐渐形成一支拥有地方军政资源的势力。
军阀混战，靠的不是立场，而是判断。1920年，吴佩孚进攻陕西，刘镇华转而依附吴佩孚，重新掌握陕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他还派兵支援吴佩孚。那时的镇嵩军兵力一度达到十万上下，声势颇盛，刘镇华也成了西北一带不可忽视的人物。
转折发生在河南。段祺瑞为对付吴佩孚，暗中许诺河南地盘，刘镇华信以为真，命憨玉琨率军东进。吴军被赶走后，河南督军却落到了胡景翼手中。刘镇华不甘退让，双方开战。镇嵩军连战失利，西安也随之丢失，憨玉琨最终自杀。昔日部将临死前留下的怨愤，实际上也是对这场冒险的回应。
1926年春，刘镇华借吴佩孚支持重新招兵，击败国民二军，镇嵩军一度恢复旧日规模。可是，扩编带来的问题很快显现：人数增加了，训练和指挥却没有同步，部队内部派系林立。围攻西安八个月未能成功，冯玉祥率西北国民联军赶来解围，镇嵩军被迫撤退。
此时刘镇华面对三方压力：西面是冯玉祥，东面有奉军，南面又有北伐军。刘镇华选择投靠冯玉祥，部分旧部却转投奉军。冯玉祥将镇嵩军编入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原有部队被拆分使用。刘镇华明白，若不把关键部队交给自己人，镇嵩军很可能转眼就散。
弟弟刘茂恩便在此时走到台前。刘茂恩字书霖，1898年出生，比刘镇华小十五岁，曾受训于北洋军模范团，后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他没有哥哥那样的早年战功，却有一个重要优势：对刘镇华绝对可靠。1927年前后，他被安排掌握核心部队，镇嵩军的实际控制权逐步转入刘氏兄弟手中。
1928年，刘镇华部改编为第十一路军，退驻豫西。番号变了，旧有的人事关系和地域纽带却保留下来。刘镇华因健康问题出国疗养，刘茂恩负责军务。此后，第十一路军不再是十万大军，而是一支规模反复缩减、始终带有地方军色彩的杂牌部队。
1929年冬，唐生智反蒋，突然袭击第十一路军在郑州的指挥机构，部队损失惨重。刘茂恩带残部撤退，严寒、缺粮和缺乏援助，使他对阎锡山心生不满。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他暗中转向蒋介石，被任命为第十五军军长。第十一路军由此完成了一次关键换旗。
这次选择使刘茂恩获得喘息机会。战后，第十一路军驻防河南，随后又调往鄂豫皖地区，参与对红军和地方武装的作战。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时，刘茂恩部奉命阻击，却没有硬拼到底，而是采取平行追击，尽量避免主力遭受重创。这种做法很现实，也体现了杂牌军将领的生存逻辑。
1933年至1934年，刘镇华担任鄂豫皖三省“剿总”有关职务，第十一路军参与对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的围剿。部队在皖西长期驻扎，既修筑道路、运输物资，也频繁进行清剿。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地方战事仍未停止，第十一路军与红二十八军反复周旋，人员和番号则在不断整编中缩水。
全面抗战爆发后，第十一路军改编为第十三军团，随后恢复为第十五军建制，参加华北作战。1937年忻口会战期间，刘茂恩所部承担掩护任务，部队得以撤出。1938年以后，刘镇华因精神疾病淡出军界，刘茂恩逐渐成为这一军事集团的实际首脑。
但抗战并没有给这支部队带来真正的稳定。1941年中条山战役，第十五军损失严重；1944年豫中会战，部队再次遭受重创，残部退回豫西。多年征战留下的，不只是番号变化，还有兵员枯竭、装备落后和内部凝聚力下降。
解放战争时期，第十五军被改编为整编第十五师，刘茂恩基本不再直接统兵，武庭麟负责前线事务。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整编第十五师所属部队战斗力不足，武庭麟被俘。1948年，整编第十五师番号撤销，残部改编为地方保安部队。同年开封战役后，刘氏兄弟军事集团彻底失去番号与地盘，镇嵩军自豫西起兵以来延续三十六年的历史，也就此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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