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丰纪念馆建成后，何明曾回到江西萍乡老关镇三角池村。站在父亲出生的三角池村，他没有只谈功名，也没有回避遵义会议上的那场争论。面对乡亲们，何明说得很直白：父亲有过错误，但后来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并没有搞什么阴谋。
这句话，分量并不轻。
凯丰原名何克全，1906年出生于江西萍乡湘东一带。少年时期，他外出求学，正赶上民族危亡加深、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家乡工人运动的影响，使这个读书人没有把知识只用在个人前途上，而是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
他在大学期间便开始写文章，后来赴苏联学习。回国后，凯丰进入中央苏区，从事宣传和理论工作。那时的宣传，并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写几篇文章那么简单，既要解释革命主张，也要鼓舞部队士气，还要把复杂的政治道理讲给普通群众听。
凯丰的文字能力，很快显露出来。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政大学流传着一首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歌词从救国责任写到艰苦奋斗，再写到驱逐日寇、建设新社会，语言有力量，也便于传唱。后来，这首歌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广泛传播，成为抗日救亡歌曲中的代表作品之一，至今仍是国防大学校歌。
正因为如此，凯丰常被称作“中央一支笔”。他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以及中共中央宣传系统的重要职务，在党的宣传、理论和干部教育方面留下了较深印记。不过，越是身处重要位置，个人判断与历史选择之间的关系，就越容易被后人反复审视。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正是绕不开的一道关口。
红军长征初期屡遭挫折，军事指挥上的问题日益突出。凯丰以政治局候补委员身份参加会议，在当时支持了博古、李德等人的意见，对新的军事指挥思路并不认同。相关回忆中，还提到他曾以《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讥讽对方的用兵方式。
这段话后来广为流传，也使凯丰在历史叙述中常常与“站错一边”联系在一起。可如果只停留在这一点，人物就会被写扁。凯丰当时与博古等人有留苏经历，彼此熟悉；同时，他对前线军事实际缺乏足够了解。在信息有限、局势紧迫的条件下，个人关系、既有判断和理论经验交织在一起，影响了他的选择。
真正重要的是，错误发生后怎样面对。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转战贵州，四渡赤水等一系列行动，逐渐显示出灵活机动的军事特点。凯丰并非永远停留在原来的看法里。随着战局发展和事实不断呈现，他开始重新认识军事指挥问题，后来转而支持正确路线。
何明回忆父亲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认为，父亲不是没有犯过错，而是能够在事实面前承认不足，接受检验，改变原来的认识。对一个长期从事宣传和理论工作的人来说，这种转变并不轻松，因为承认错误，往往意味着要否定自己过去的一部分判断。
凯丰后来离开了中央核心工作岗位，和妻子王茜一起前往东北。两人于1943年在延安结婚，之后带着孩子辗转生活。何明记得，那段日子并不安稳，家里经常搬迁，兄弟姐妹年纪都小，营养状况也不好。有时能吃到苏联来的牛奶和面包，有时仍然会挨饿。
父亲的身体同样不理想。凯丰年轻时参加革命，曾被捕并遭受刑讯，出狱后胃部一直不好。战争年代药品紧缺，医疗条件有限，再加上长期写作、熬夜，身体每况愈下。何明说，父亲在家时，孩子们都知道不能过多打扰他。
后来工作调往北京，家庭生活才稍微稳定。凯丰对子女要求严格，常提醒他们读书学习。可这样的安稳并没有持续太久。1955年，凯丰去世，年仅49岁，何明当时只有12岁。父亲留下的，不只是几个孩子对音容笑貌的记忆，还有一段复杂而真实的革命经历。
多年以后，何明再次回到三角池村。乡亲们同他聊起凯丰少年时代的往事，他也向大家讲述父亲在苏区、延安、东北和北京的工作。有人问起遵义会议，他没有绕开，只说父亲后来已经认识到原先的看法不对，能够知错改错。
纪念馆里，一楼保留着宗祠式的会场布置，二楼陈列着凯丰生平资料，以及他用过的皮箱、盖过的毛毯等物品。展览按照求学、革命、宣传、建设等经历铺陈开来。何明在展柜前看了很久，随后又走到故居院落里，与村民继续谈起父亲小时候生活过的那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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