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2日，贵州黎平，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召开会议。摆在博古、李德面前的，不只是下一步向哪里走的问题，更是此前军事路线还能不能继续的问题。会议最终否定了向湘西发展的原定计划，转而决定向贵州北部推进。这一变化，已经说明二人在军事决策中的权威出现了松动。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李德则在军事指挥方面拥有重要影响，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上的实际工作。三人组成的最高军事领导形式，在名义上仍然存在，但内部关系早已不是铁板一块。
李德熟悉欧洲战争经验，却缺少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博古政治经验尚不够成熟，却承担了过重的领导责任。二人共同推行的阵地战和堡垒战，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逐渐陷入被动。红军突围以后，又携带大量辎重，行动迟缓，难以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击。
真正造成威信急剧下降的，是湘江战役。
1934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中央红军在广西湘江一带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部队虽然突破了湘江封锁线，但伤亡极为惨重，兵力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数字本身已经足够沉重，更严重的是，许多干部和战士开始怀疑原有指挥方式。
有人在会上传达不满：“再这样走下去，部队还剩多少人？”
这类话并非简单的情绪宣泄。湘江战役暴露出战略判断、行军组织和战场处置上的多重问题。过去，命令可以依靠政治权威迅速贯彻；此后，越来越多的干部开始要求重新讨论路线，周恩来也不再只是被动执行既定方案。
有意思的是，博古、李德的地位并不是到了遵义会议才突然崩塌，而是在一连串会议中逐步被削弱。黎平会议改变了行军方向，1934年12月18日召开的猴场会议，又进一步限制了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的权限。会议决定，重大军事行动须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原先由少数人直接决定军事问题的方式受到约束。
这项变化意义很大。它没有立即公开否定博古和李德，却使二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单独拍板。周恩来的作用开始上升，毛泽东也重新进入军事决策的核心讨论范围。此时的红军，已经在用事实寻找新的指挥方式。
遵义会议的召开，并非凭空出现。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举行，议题集中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军事问题报告，毛泽东则针对军事路线和指挥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
会议没有把责任简单归结为某一个人的性格或能力，而是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尤其指出了脱离实际、轻视机动作战的问题。会议决定取消博古、李德对军事的直接指挥，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形成了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为重要成员的军事指挥格局。
需要说明的是，遵义会议后，博古并未被清除出党，也没有因此转而反对新的领导。相反，他服从组织决定，交出了相关文件和印章，继续承担革命工作。1935年夏，中央与张国焘在战略方向上发生分歧时，博古支持北上方针，反对南下主张。这个表现，说明他虽然在军事领导上失去了位置，但政治立场并未发生动摇。
抗日战争时期，博古转向宣传和新闻工作，曾担任新华社负责人。1946年4月8日，他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年仅三十九岁。
李德的经历则不同。遵义会议后，他不再负责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后来主要从事军事教育和理论方面的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抗日军政大学任教，为部队讲授军事知识。实战指挥并非他的长处，但其受过系统军事训练，在军事理论传播方面仍有一定作用。
1939年，李德离开中国返回苏联，此后没有再回来。1974年，他在东德去世。至于博古和李德在遵义会议前的衰落，关键并不在住房、待遇等表面细节，而在红军用惨重代价验证了错误路线，干部队伍也由此获得了重新讨论和调整指挥权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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