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法国巴黎，一位82岁的中国女画家躺在病床上，已经很难长时间说话。听到刘海粟重新主持南京艺术学院的消息后，潘玉良缓缓露出笑容。她从衣袋里取出一只怀表，又摘下脖子上的项链，对友人王守义说：“这两样东西，请带回祖国，交给潘赞化和他的子孙。”
这不是普通的遗物。怀表记录着她与丈夫分隔异国的岁月，项链上则嵌着两人的合影。对潘玉良而言，无法带回故土的，不只是个人物品，还有一段始终没有割断的婚姻。
潘玉良的姓名和籍贯，学界一直存在不同说法。她早年的身世资料并不完整，相关记载中出现过不同名字，出生地也有江苏、安徽等说法。可以确定的是，她出身贫寒，幼年接连失去亲人，后来被送入芜湖一带的青楼。这个起点，决定了她此后很长时间都要面对旁人的偏见。
她并没有甘心被困在那里。据传，她曾多次设法逃走，却一次次被抓回。挨打之后，仍不肯彻底低头。后来，鸨母见她性情刚烈，便让她学习琵琶、唱曲和戏剧。她由此获得了登台的机会，也第一次接触到文字、音乐和舞台之外的世界。
真正改变她命运的，是与潘赞化相识。1913年前后，潘赞化任职芜湖海关监督期间，在一次宴会上听到潘玉良弹唱。她唱的是南宋词人严蕊的《卜算子》，其中“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几句，令席间气氛骤然安静。
潘赞化问：“这首词是谁写的？”
她回答：“一个和我命运相似的女子，叫严蕊。”
潘赞化是安徽桐城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过辛亥革命。他没有把潘玉良当作寻常歌伎看待，而是与她谈风土、谈读书、谈人生。对一个长期遭受轻慢的女子来说，这种平等的交谈格外难得。
潘赞化已有妻室，起初并不愿将她留在身边。但潘玉良不想再回到旧日生活，提出愿意跟随他。两人后来结为夫妻，潘玉良改随潘姓。婚后，潘赞化为她请教师、买课本，帮助她补习文化。她学习极快，很快便不满足于识字，而是把兴趣转向绘画。
邻居洪野在上海从事美术教育，发现潘玉良对线条和色彩十分敏锐，便指导她入门。潘赞化在给洪野的信中，也曾表达对妻子学习美术的支持。这个细节很重要：潘玉良的艺术道路，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在个人天赋、教师发现和家庭支持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
1918年，她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那时，西洋画教育在中国仍面对旧观念的阻力，人体写生尤其容易引发争议。潘玉良因为出身问题一度受到排斥，校长刘海粟最终支持她入学。她后来通过长期观察和自我练习，完成了人体题材作品，逐渐建立起自己的造型能力。
1921年，潘玉良赴法国学习，1923年进入巴黎国立美术学校，1925年又赴罗马国立美术学校深造。她学习油画，也学习雕塑，接触欧洲古典艺术和现代绘画。那段岁月并不轻松，潘赞化的经济资助后来中断，她曾因贫困在课堂上晕倒，靠师生接济度日。
困顿没有使她停笔。作品获奖后，她获得奖金，才暂时缓解生活压力。1928年，她从油画专业毕业，随后继续学习雕塑。她在欧洲逐渐形成鲜明风格：用色大胆，线条简洁，既吸收西方绘画的光色关系，也保留中国传统艺术重视气韵和笔墨的特点。
1928年回国后，潘玉良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作品受到关注。她先后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等机构，成为中国早期重要的女性西画家之一。但艺术上的成绩，并没有彻底消除身份带来的羞辱。1936年，她的作品《人力壮士》曾遭人破坏，并被写上侮辱性文字。家庭关系和社会舆论，也让她承受巨大压力。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潘玉良再度前往法国。此后，她长期生活在巴黎，靠教学、创作和展览维持艺术生涯。她没有加入外国国籍，也没有与画商签订长期束缚自己的合同。与国内亲人通信中断后，她始终惦记潘赞化，却再也没能与他见面。
潘赞化1940年回到安徽桐城，后来迁居安庆，投入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1959年病逝，享年75岁。潘玉良在巴黎得知消息时，已经无法赶回故土。两个人的婚姻持续了几十年，真正相守的时间却并不算长。
晚年，潘玉良把大量精力用于整理作品。她创作油画、国画、雕塑、版画和水彩，作品曾在欧洲多国展出。1958年，她在巴黎举办大型个人展览，作品被巴黎市政府、法国教育部门及相关美术馆收藏，海外声誉达到高峰。
但她始终没有把巴黎当成真正的归宿。1977年病重之际，她将怀表和项链交给王守义，又提到一幅自画像，希望一并带回中国。她说，只有这些东西回去了，自己才算“回家”。
潘玉良去世后，部分遗作陆续回到中国。那只怀表、那条项链，以及她留下的自画像，承载的并非单纯的纪念意义，也让潘赞化后人得以触摸一段跨越数十年、却始终未曾真正结束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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