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9月，福建福州八一七路，一份入党申请书摆在省政协党组会议桌上。署名的人叫傅柏翠，曾经参加过红军，也曾被开除党籍，后来还被扣上“叛将”的帽子。会议讨论得很慎重，开国中将韩伟听完情况，只说了一句：“我完全同意。”
这句话并不长，却分量很重。因为韩伟不是泛泛表态，他和傅柏翠有过多年共事经历，知道这个人的性格、功过，也清楚那段历史中存在的复杂纠葛。
傅柏翠出生于1896年，福建上杭人。傅家家境较为宽裕，他早年接受过新式教育，后来东渡日本求学。回国后，他在家乡办律师事务，替贫苦百姓打官司，也参与宣传三民主义。那时的闽西，宗族势力和地方豪强盘根错节，一个年轻律师想替穷人说话，往往要先承受自身事业被挤压的代价。
五四运动前后，傅柏翠开始接触新思想。与不少同时代知识分子一样，他曾在多种救国方案之间寻找出路。真正影响他的，是闽西农村的现实：土地集中，农民受压，地方政权又缺乏改造社会的能力。单靠演说和办报，很难改变这种局面。
1926年以后，他在上杭从事基层组织工作，参与发动工人、农民和妇女。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内部大批左派和共产党人遭到清洗，闽西也陷入白色恐怖。傅柏翠没有继续留在原有政治轨道内，而是返回家乡，组织武装力量。
1927年秋，他在蛟洋一带组建农民自卫武装。这支队伍后来成为闽西革命武装的重要力量，傅柏翠也因此拥有了很高的地方威望。当地人称他“闽西王”，这个称呼既说明他有号召力，也埋下了个人权威过重的隐患。
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入闽西。傅柏翠的武装经过改编，成为红军地方部队的一部分，他担任过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那段时期，他有作战经验，熟悉地方情况，在发动群众、筹集粮秣方面确实发挥过作用。
但革命队伍不是私人武装的简单联合。部队统一指挥、土地政策和组织纪律，都要求地方力量服从整体部署。傅柏翠重感情，也有主见，遇到政策分歧时常常坚持自己的判断。毛泽东曾希望他前往赣南，加强学习和整训，傅柏翠却更愿意留在闽西，认为家乡的事情离不开自己。
分歧由此逐渐扩大。土地问题上，他对某些做法持保留态度；组织工作中，他又不愿完全接受上级调整。1930年前后，闽西革命根据地内部矛盾加剧，肃反扩大化更使许多人受到牵连。傅柏翠被怀疑、被审查，党籍被开除，原有职务和武装也被收回。
真正让事情变得难以挽回的，是他没有及时离开闽西，也没有重新回到组织安排的轨道上。部属之间发生冲突后，傅柏翠带人退入山中。敌对势力抓住机会散布谣言，报纸甚至称他“反赤投敌”。这个说法并不等于事实，但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政治标签一旦形成，便很难迅速消除。
此后多年，傅柏翠试图凭借个人力量经营地方事业。他保留了一部分旧有关系，也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尝试。然而缺乏稳定政治环境和组织资源，单凭个人声望很难支撑长期建设。理想与现实反复碰撞，他的处境越来越孤立。
1948年冬，傅柏翠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地下组织递交信件，表示愿意承认错误，希望重新为革命工作。组织方面对他的历史作了分析，既没有抹去他的过失，也没有否定他早期在闽西革命中的作用。
1949年3月，人民解放军向闽西推进时，傅柏翠率部起义，协助解放军接管地方政权。交通、粮秣、税务等事务能够较快衔接，减少了接管过程中的阻力。对一个曾经被排斥在组织之外的人来说，这次行动是实际选择，而不是口头表态。
新中国成立后，傅柏翠长期在地方工作。他很少主动谈论过去，对组织安排也尽量服从。有人替他提出恢复党籍的问题，但相关部门没有立即作出决定。历史审查不能只看一时表现，尤其在革命队伍经历复杂斗争之后，任何结论都必须有材料、有证据、有时间检验。
傅柏翠没有因此停止工作。土地改革、经济建设和地方事务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曾对身边人说：“过去的账，不能不认。”这句话未必能解决全部历史问题，却说明他知道恢复身份不能靠诉苦，更不能靠邀功。
1982年，他再次递交入党申请。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申请中，他承认过去的错误，说明自己在革命中的经历，同时表示愿意接受组织审查。有人担心重新接纳会造成不良影响，也有人认为应当继续观察。
争论持续时，韩伟站出来替他说话：“我完全同意。”据有关回忆，韩伟认为，傅柏翠有过失，但不能简单归入叛徒一类；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把错误、动机、实际行动和后来表现放在一起考察。
这份意见没有替代审查。此后，组织又进行了材料核对、谈话和调查。经过数年复核，1986年，中央有关部门作出批复，同意傅柏翠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他已经九十岁高龄，接到通知后，向在场人员敬了军礼。
从1927年组织武装，到1930年前后被开除党籍，再到1949年率部起义，傅柏翠的一生并非一条平直的道路。韩伟那句“我完全同意”，也不是对过往错误的否认，而是对历史事实经过审查后的判断。五月丁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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