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6月，河西走廊一处税卡前，王树声、杜义德和几名西路军干部被一队地方武装拦住。对方穿着蒙古族装束，枪口已经抬起，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杜义德准备拔枪，王树声却按住了他的手。

“不要打，能过去就过去。”

这一幕，后来成了杜义德心里多年解不开的疙瘩。为了通过税卡，王树声交出了仅存的武器，还拿出随身保存的20个金戒指。杜义德认为，这是退让，甚至一度觉得王树声胆怯。两人也因此决定分开行动。

但这场争执，不能脱离西路军当时的处境去看。

1937年3月，石窝山。西路军已经接连失利，部队伤亡严重，粮食和弹药几乎断绝。陈昌浩主持师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让徐向前、陈昌浩返回陕北，向中央报告情况；留下的部队则分成几路，由李先念负责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王树声率领的右支队，原有700多人。它承担的任务并不轻：掩护徐向前、陈昌浩撤离，也要牵制敌人，给其他部队争取时间。几天激战后，右支队损失惨重，撤退途中又因黑夜、疲劳和山地阻隔，队伍逐渐失散。

天亮时，王树声身边只剩20多人。杜义德、李彩云、李新国以及少数干部、警卫员和通讯员，都成了这支队伍的全部家底。

兵少，反而更危险。人多可以作战，人少既不能硬拼，也经不起一次意外。王树声清楚，眼下最重要的不是保存武器，而是保存干部和骨干。只要人活着，队伍就有重新组织起来的可能。

他们在祁连山中寻找左支队，曾根据一堆余烬和一张纸条判断李先念部就在附近。途中，王树声还遇到了负伤的孙玉清、熊厚发及两名警卫员。几个人藏进山洞后，又遭敌人运输队发现，战斗过后再次失散。

追赶左支队已经没有意义，敌人又紧随其后。王树声只得改变方向，带着剩下的人向东，寻找河东和陕北方面的联系。

祁连山平均海拔约4000米，积雪齐腰，山中人迹罕至。杜义德晚年回忆，队伍没有粮食，只能挖草根、啃树皮，疲惫的人不断掉队，偶尔还会遇到老虎留下的脚印。这样的行军，不只是走路，更像是在和寒冷、饥饿与追兵同时较量。

有一天，十几个持枪人员靠近营地，隔着几百米便开枪，打伤了一名战士，还喊着让他们缴械。王树声没有选择交战，而是拿出一把贴身手枪送给对方，趁其迟疑时带人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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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会觉得，这样做太过软弱。可在当时，几支地方武装彼此情况不明，身边又只有十几个人，一旦枪声引来敌军，后果很可能不是损失一把枪，而是全军覆没。

6月中旬、端午节前后，队伍终于走出祁连山，又穿过一片沙地，住进村中的骆驼店。王树声打听到一些红军消息，判断继续向东还有生路。为减少目标，大家分成两组，临别时约定，返回陕北后彼此证明身份和经历。

三天后，他们抵达黄河附近，遭遇的正是那队税卡武装。杜义德等人已经准备开战，王树声却认为对方人数占优，硬拼没有把握。面对索要钱财和武器的要求，他选择全部交出。

“留得青山在，不能把人丢在这里。”

这次决定让杜义德很不理解。过了税卡，两人的分歧终于公开化，随后分道而行。王树声带着警卫员继续东进，杜义德则与其他人员同行。所谓“扬镳”，并不是政治立场上的决裂，而是在极端环境下，对生存策略产生了不同判断。

后来，王树声又遇到失散的红五军保卫局长欧阳毅。当时欧阳毅身无分文，靠写字卖画维持生计。王树声把他带上，几人同行数日，夜间又被敌人冲散。王树声独自乘羊皮筏子渡过黄河，在地方干部李正良帮助下，于1937年8月抵达陕北。

王树声归队后，毛泽东得知消息，亲自打电话慰问，并说：“你回来就是胜利。”这句话对于经历数月苦战、身边战友大批牺牲的王树声而言，分量远超过一顿接风饭。

多年以后，杜义德重新谈到税卡一事，承认王树声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他是为了保存我们这七八个人。”枪可以再缴获，部队可以再建立，活着的干部却不是轻易能够补回来的。那场争执，也在这句迟到的理解中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