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古代历史，看中国古典小说，常常看到有人被流放、有人被放逐、有人被贬谪、有人被发配、有人被刺配，总觉得这些人都是犯了罪，其实真正弄明白古代惩罚惩戒和刑事制度，就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古代说的流放、放逐、贬谪、发配、刺配，说法不一样，但本质上都是“发配或流放远徙到远方”。具体来讲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犯了刑法上的罪，受到刑事处罚；这是严格意义上的“犯罪被流放”，属于罪犯被定罪的“刑事处罚”。
秦代陈胜、吴广被谪戍渔阳，强制去边疆当兵，属于谪戍，最后因为大雨延期，被逼起义。 西汉直臣王章获罪，家属徙广西合浦流放重地，也属于犯罪流放。
宋朝林冲刺配沧州，武松刺配孟州、恩州，宋江刺配江州，脸上刺字，牢城营干活，属于刑事刺配，是真正的刑罚流放。
二种是政见不和、政治斗争失势、或者言语不当得罪朝廷，犯有过错、过失，但没有触犯刑事律法，没有被刑事定罪；一般作贬谪、安置、迁逐处置，保留士大夫身份，不作囚徒看待，也有相应人身活动自由，类似于现代的“行政处分”，这一类大多是官员、士大夫。比较典型的例子有：
西汉贾谊，被贬江南远郡任长沙王太傅，长沙在当时南方荒蛮，属于贬谪；
唐代韩愈上书过激，触怒皇帝，被贬潮州，留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诗句；唐代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先被贬永州、再贬广西柳州；宋代苏轼乌台诗案，纯粹朝堂斗争牺牲品、算不上触犯刑法的犯人。他们属于官员行政处分、流放到远处贬谪安置，不是刑事流刑。
三种是确实有罪，但属于贵族或者大臣，帝王“宽宥”，免于肉刑、死刑刑罚、被优待处置；这类主要指犯重罪王公贵族高官，免除“刑事处罚”改为“流放”。比较典型的例子：
上古虞舜时期放逐“四凶、四罪”，《山海经》与《左传》记载的神话和《尚书》《史记》记载的历史有出入。
《山海经》与《左传》记载的“四凶”指混沌、穷奇、梼杌、饕餮四个凶族 。
混沌是帝鸿氏之不才子，状如犬而无五官，混淆是非；穷奇是少皞氏之不才子，外形如虎有翼，性喜惩善扬恶；梼杌是颛顼氏之不才子，愚顽不化，难以教诲；饕餮是缙云氏之不才子，贪食贪婪无度。舜帝分别将这四个凶族驱逐到四方边远地区，采取“以恶制恶”的处置手段，以震慑四裔和抵御魑魅魍魉，保护部落国家安宁。
《尚书》《史记》记载的“四罪”指：驩兜/欢兜、共工、三苗与鲧。《尚书》：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史记》也记载：共工因治水失职被流放至幽州；驩兜因举荐共工被放逐于崇山；三苗因江淮作乱被迁至三危山；鲧因盗取息壤治水失败被诛于羽山。四人因危害部族秩序而被舜流放，史称“四罪而天下咸服”。
需要说明的是：虞舜放逐“四凶、四罪”，属于部族之间政治斗争，不是后世法庭判罪，而是属于上层部族首领的驱逐。他们虽被流放但保留身份，不当囚徒，不用做苦役，只是被驱逐赶到偏远地方，是舜帝为巩固中原统治、整饬四方风俗而采取的重要政治措施和惩罚手段。
西周蔡叔、霍叔参与三监之乱，属于叛乱大罪，被平定后不杀，蔡叔被改为流放，霍叔被废为庶人、放逐；唐代长孙无忌，被诬陷谋反，流放黔州。他们确实是犯下大错重罪，但因为他们都是王公贵戚身份，不用遭受普通罪犯的酷刑。这就是古代所谓“刑不上大夫”的翻版。
纵观我国古代历史上被驱往远方的人，不能一概而论为罪犯。上古尧舜放逐四凶，主要针对的是部族首领，属于政治驱逐到中原文明区域外围；西周流放多用于犯罪贵族。秦汉徙边谪戍，既有获罪官员，也有平民戍卒，贾谊贬长沙就是著名案例。魏晋流放以士族、宗室为主，东吴虞翻远放交州。
唐代贬谪群星荟萃，多为重臣士大夫，比如韩愈潮州、柳宗元柳州，宰相李德裕流放海南崖州，是唐代大臣终点。
宋代流放分两种情况：士大夫贬谪的极限是苏轼儋州；刑事重犯施行刺配，林冲武松皆是，沙门岛为重犯绝境。
明代以充军为核心重罪，烟瘴滇南海南为最高一等，清代发遣宁古塔为奴是最严酷的流放。林则徐流放伊犁，科场案、文字狱的文人如吴兆骞全家发遣，都属于比较重的流放。
关于古代流放地，历代也各有不同。上古尧舜时期的放逐，是把敌对部族首领驱赶到华夏之外四方荒野；西周流刑开始萌芽，屈原放逐是将屈原驱逐出楚国国都郢；秦汉以边疆谪戍为主，流放地以南方瘴疠之地、北方苦寒边塞为重。隋唐建立以里程划分的三等流刑，岭南、海南成为重罪流放的首选绝境。宋代一分为二，士大夫贬谪极限是海南岛，刑事重犯刺配最恐怖的去处是沙门岛。明代充军分为五等，以烟瘴之地为最高重等。清代最重的是发遣，东北宁古塔是后世最知名的流放地。
古代流放总的规律是流放到“极远恶地”。元明清之前，南方先以瘴疠为苦；元明清之后，东北苦寒边疆慢慢取代岭南，成为顶级流放地。中国古代流放地“四大绝境”是：沙门岛、日南、崖州、宁古塔。
你了解我国古代的流放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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