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年 8 月 16 日，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走过来一位瘦高个子的中国男人。还是刚刚站定，被告席上那几个曾经不可一世而罪孽深重的日本甲级战犯当即变了色。这几个人知道来者充分掌握了他们的罪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的工具。而这个来人就是大清的末代皇帝溥仪。
溥仪的心事
实际上，溥仪一开始根本不在检方的证人名单之上。1946 年 8 月初，美国的检察官已经在法庭上宣布日本侵略满洲举证阶段的内容全部完结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苏联人从伯力寄来了一份东西，说是他们在收容所里对溥仪的询问记录。
这份记录一到国际检察局的手里，立马引起了轩然大波。检方之前一直苦于证据不足，尤其缺乏关键证人。而溥仪的出现，正好证实了当时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地区所犯的罪行是切实的。
他如果能够开口作证，那比一本更简单的作用。
于是远东军事法庭检方迅速和苏联方面进行交涉，希望能够将溥仪送来出庭。而苏联这边本来寄这份东西的初衷就是让溥仪去做证人。既然检方要求，也就是顺水推舟，他们于 1946 年 8 月上旬把溥仪从伯力第 45 收容所提出来，送去了远东军事法庭。
由此，溥仪展示出了其人生中最为强势的巅峰时刻。
但是在这时候，懵懂的溥仪心中还是充满了害怕。他之所以害怕，就是因为他怕去了日本之后，自己受到牵连。一开始他被苏联人看管着，日子过得还行，苏联毕竟和自己没什么太多的恩怨纠葛。
但是去到日本接受法庭询问的时候，保不齐就会牵连出自己在满洲地区的经历，甚至会被共同出席的中国国民政府方面进行追责。
因此在此之前，溥仪就再三向苏联方面请求可以留在苏联。而这次去日本，他更是一百个不情愿。好在苏联方面一再向他保证，只是出面作证，一旦结束，马上把他送回苏联。就这样，溥仪可以说是一步三回头地上了飞机，来到日本。
来到日本之后，溥仪见到了国民政府的检察官。一开始溥仪很害怕，认为这也是来对自己进行谴责的。没想到对方却对他强调到，放开手来大干一场，让他尽情地揭露日本的犯罪事实。
溥仪这么害怕，自然说明他心中有鬼。想想也是，毕竟他当时去东北奔的是复国的念头，所以他们很多人一开始是想着借助日本人的势力在满洲扎根。
溥仪后来还想借着日本天皇的名号压一头日本关东军，所以他和日本人之间有非常多的密谋详情，而这些东西也正是溥仪所忌讳的。
大杀四方
然而踏上证人席之后，溥仪反倒慢慢稳住了阵脚。他连续出庭八天，创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他指证日本关东军如何威逼利诱，如何操纵伪满政权，情绪激动时甚至拍案控诉。
被告的辩护律师轮番上阵，对他进行激烈盘问，试图证明他在说谎。
溥仪虽然时有闪烁其词，但终究顶住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势。他在法庭上说过这样一句话：“完全没有人威胁，我自动的，我自己所知的事情，我说实话。”
实际上溥仪之所以在法庭上对着日本人大放肆狂，也有自己的心理考量。他把所有的罪责全部推给了日本人。他在法庭上一再强调自己没有实权，都是关东军在背后操纵的。这样一来，既符合了远东法庭检方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自己洗清了责任。毕竟这些罪责，日本人逃脱一分，那么这些都是要加在他溥仪头上的。既然能够全推给日本人，自己又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溥仪越说越来劲，甚至在第八天主动提出第二天要谈一谈和日本天皇的来往。
溥仪的这个提议并不是空穴来风、一时兴起，而是苏联人的谋划。苏联人之所以会把材料寄给法庭，这么殷勤地把他送到日本来，就是为了让溥仪对着日本天皇再打出致命一击。
不过，由于之前美国早就许诺了不追究天皇的责任，所以第二天法庭没让他出庭，溥仪的证人生涯也到此结束了。
溥仪的证词终究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法庭裁定伪满洲国的傀儡本质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晚年回想起那次作证，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仍然感到很大的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我确实说出了日本侵略者一部分的罪恶事实，但是为了掩盖自己，我又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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