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山东定陶战场,晋冀鲁豫野战军把主攻方向压向大杨湖。枪声最密集的地方,常常能看到一个身影来回穿梭。他不是普通战士,而是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部下后来回忆,王近山一到前沿,警卫员就得成群跟着,人数少了还真看不住。
这不是夸张。李德生曾回忆,老首长指挥作战时,身边往往要有六七个警卫员,任务并不只是保护他,更重要的是防止他冲得太靠前。王近山打起仗来,常把指挥位置推到最危险的地方,稍不留神,人就到了敌人阵地附近。
王近山的这种性格,并非后来才形成。少年时代,他家境贫寒,早年参加革命,文化基础并不高,却很早就进了战斗一线。红军时期,他作战勇猛,敢于贴近敌人拼杀,部队里逐渐有了“王疯子”的称呼。
这个“疯”,不是毫无章法的蛮干,而是敢把自己放到最危险的位置。王近山并不满足于在后方发命令,他相信战场上的士气,需要指挥员用行动去点燃。哪里最吃紧,他往往就往哪里去。
有意思的是,这样一名悍将,后来却逐渐认识到读书和研究的重要性。1938年,八路军第129师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刘伯承讲战例、讲地形,也讲部队运动背后的规律。王近山听得很认真。
那些故事,他在家乡并非没有听过,可刘伯承讲出了其中的军事道理。王近山这才明白,打仗不能只凭胆量,勇敢要是没有判断力,反而会把部队带进险境。1943年任新编第四旅旅长前,他还受到毛泽东关于学习的嘱咐,这件事对他影响很深。
但读书归读书,王近山的战场作风没有变。1946年定陶战役,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兵力占优,晋冀鲁豫野战军决定集中力量,先歼灭整编第三师,再视战况扩大战果。整编第三师装备较好,战斗力强,被围之后仍然顽强突围。
王近山率第六纵队担负西集团主要攻击任务,目标是大杨湖一线。战斗打得异常艰苦,部队伤亡不断增加,进攻一度十分困难。面对这种局面,王近山没有把部队撤下来休整,而是反复强调必须咬住敌人,为主力合围创造条件。
“剩一个旅,我当旅长;剩一个团,我当团长。”
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它反映的并不是单纯逞强,而是王近山对战役全局的理解:第六纵队顶住了,敌人的突围口就打不开,其他部队的合围才有可能完成。
定陶战役最终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毙伤俘敌约一万七千人,成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内线作战中的重要胜利。第六纵队付出的代价很大,但也由此打出了自己的威名。华东野战军有“老六纵”,中原野战军的第六纵队同样以能打硬仗著称。
到了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部队面临追兵、河流和补给不足等多重压力。第六纵队承担了强渡汝河、掩护大军通过的任务。王近山仍旧把指挥位置放在一线,部队打得紧,他本人就靠得更近。
这种打法带来了胜利,也带来了伤病。王近山一生多次负伤,身体留下不少隐患。正是在一次养伤期间,他认识了韩岫岩。两人都性格刚强,长期相处中矛盾不断,后来婚姻结束,但这段经历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谁对谁错。
王近山的另一面,也体现在他对部下的要求上。他不喜欢空喊口号,更看重部队能不能在关键时刻顶住。命令下达后,他常常亲自检查阵地、观察敌情,甚至直接参与战斗。警卫员跟着他,既要挡子弹,也要盯住他的脚步。
晚年病重时,他仍然牵挂部队和战场。1978年5月,病榻上的王近山听到有人告诉他:“李德生叔叔上去了。”听见这句话后,他的情绪才慢慢安定下来。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在南京病逝,终年63岁。其一生从普通红军战士走到高级指挥员,真正让部下难忘的,正是那句朴素的话:仗打到哪里,指挥员就要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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