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岁我在渔船，和51岁老妇共睡底舱，中间就挂一条麻袋|底舱|渔船|舱口|船舷|船身|驾驶台|麻袋

37岁我在渔船，和51岁老妇共睡底舱，中间就挂一条麻袋

那条船叫“鲁昌渔零九七”，一条快三十年的老船，铁皮壳子上的漆掉得差不多了，露出底下锈红色的铁锈，远远看像一块泡久了的旧铁皮。船不大，满打满算二十来米长，船头是驾驶台和机舱，中间是渔舱和厨房，船尾是底舱。底舱在船尾下面，顺着一个一米见方的舱口爬下去，弓着腰才能站住，头顶是甲板，脚底是龙骨，两边是冰舱和机舱隔墙，中间剩下一块能躺两个人的地方。底舱没有窗户，没有通风口，只有舱口那个洞能透一点光进来。白天靠那个洞，晚上靠一盏挂在钩子上的马灯。

船上一共七个人。船老大姓郭，五十来岁，头发花白，脸被海风吹得又黑又糙，像一块老树皮。他说话嗓门大，但话不多，大部分时候站在驾驶台里，盯着罗盘和海面。大副姓孙，四十出头，个子不高但壮实，胳膊上全是腱子肉，一看就是干了半辈子力气活的人。轮机长姓刘，三十来岁，瘦高个，脸上总带着笑，但笑起来也不怎么说话。剩下的就是几个普通船员，都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我不太记得名字，大家都叫外号——长毛、大嘴、眼镜。

还有一个就是她。船上唯一的女的。姓周，五十一岁，大家都叫她周姐。

我上船那天是农历八月初三。从连云港上的船，跟着一个劳务中介来的。中介说这条船缺人，干一个月给一千八，押半个月工资，干满三个月退押金。我在建筑工地干了半年，老板跑了，工钱没结，身上就剩两百多块。我三十七岁，没老婆，没孩子，老家有个老娘在姐姐家住着。我没别的地方可去，就上了船。

上船之前我不知道船上有女的。底舱那个铺位，原先是一个连云港本地的船员睡的，那家伙上船前一天摔断了腿，来不了了。中介临时找了我顶缺。我背着蛇皮袋上了船，郭老大看了我一眼，问了一句“晕不晕船”，我说不知道。他说“晕也得干”，然后指了指船尾，“底舱，有个空位。”

我拎着蛇皮袋钻进底舱的时候，周姐正在铺上坐着。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袖口卷到手肘，露出一截晒成棕红色的胳膊。头发用一根黑色的皮筋扎在脑后，鬓角有几根白的。脸上皱纹不少，颧骨上有两块晒斑，但眼睛很亮，黑白分明，看人的时候带着一种沉静的打量。她看到我，没说话，只是把铺边一个搪瓷脸盆往里挪了挪，腾出一块地方。

底舱的铺位是两块木板拼的，上面铺了一层旧棉絮，棉絮上盖着一张草席。铺位很窄，两个人并排躺着，中间大概能塞下一个拳头。周姐睡靠里那边，我睡靠外这边。中间挂了一条麻袋，用铁丝拴在头顶的铁梁上，垂下来，把两个人的铺位隔开。麻袋是装过面粉的，上面印着“特一粉”三个褪色的红字，布面硬邦邦的，散发着一股陈面粉的味道。

我钻进去把蛇皮袋里的东西掏出来，几件换洗衣服，一双胶鞋，一条毛巾，一把牙刷，一个搪瓷缸子，一包烟，一个打火机。我把衣服叠好塞在枕头下面，胶鞋放在铺底下，其他的放在铺头的小木箱里。周姐看着我忙活，始终没说话。等我把东西收拾好了，她才开口，声音不高，但很清晰：“你睡外面。夜里有人下舱拿东西，你挡着点。”

我说好。

那天晚上船就出了港。我躺在铺上，听着头顶甲板上脚步声来来去去，铁锚被绞起来的时候发出哐啷哐啷的巨响，整个船身都在震动。然后柴油机突突突地响起来，船开始动了，一开始很慢，像一辆老牛车，后来越来越快，船身开始左右摇晃，一下，一下，一下。我躺着没动，感觉五脏六腑都在跟着晃。周姐翻了个身，面朝舱壁，说了一句：“睡不着就闭上眼，别老看灯。”

我闭上眼，但还是睡不着。脑子里乱糟糟的，想着工地上没结的工钱，想着老娘在姐姐家过得怎么样，想着自己怎么就上了这条船。越想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觉得船晃得厉害。胃里开始翻腾，我翻了个身，面朝舱壁，和周姐背对背，中间隔着那条硬邦邦的面粉麻袋。

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第二天是被冻醒的。底舱里没有暖气，秋天的海风从舱口灌进来，凉飕飕的。我坐起来，脑袋撞在头顶的铁梁上，疼得我龇牙咧嘴。周姐已经不在铺上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草席上留着一个浅浅的凹痕。我顺着梯子爬上甲板，天刚蒙蒙亮，海面是灰蓝色的，一望无际，远处的天际线泛着一点鱼肚白。甲板上湿漉漉的，结了一层薄薄的盐霜。其他船员已经在忙了，在准备渔网和浮标。大副孙哥看到我，喊了一声：“新来的，过来搭把手！”

第一天干活，我就知道这活不是人干的。渔网是那种拖网，几百斤重，从船尾放下去，拖两个小时再拉上来。拉网的时候几个人一起用力，手抓着湿滑的网绳，脚蹬着甲板，腰弯成弓，一步一步往后退。网出水的时候，鱼虾蟹在网里翻腾，水花四溅，腥味扑鼻，甲板上到处都是跳动的鱼和爬行的蟹。我们要把鱼分类，大的装筐，小的扔回海里，螃蟹用橡皮筋绑住钳子，虾装进塑料筐里。一网下来，全身湿透，分不清是海水还是汗水。

我第一天拉网的时候吐了。早饭吃的馒头和咸菜全吐在海里，扶着船舷吐了半天，眼泪都出来了。周姐正好从厨房出来，端着一盆洗好的菜，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转身回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又出来，递给我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是热水，水里泡了几片姜。

“喝了。”她说。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姜味很浓，辣辣的，从喉咙一路热到胃里。

“头两天都这样，过了就好了。”她端着盆走了，走的时候围裙上沾着菜叶和鱼鳞。

后来我知道，周姐在船上负责做饭。她每天比所有人起得都早，四点多就爬上甲板，去厨房生火。厨房很小，在驾驶台下面，一个灶台，一口铁锅，一个案板，一个水缸。她做早饭，通常是粥和馒头，有时候有咸菜，有时候有炒鸡蛋。中午在海上，做饭不方便，就带一些干粮和咸鱼。晚上回港或者锚泊的时候，她做热饭热菜，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船上的菜很简单，土豆、白菜、萝卜、洋葱，能放的住的东西。肉是上岸的时候买的，放在冰舱里，每天切一小块用。鱼不缺，刚打上来的，挑几条新鲜的炖一锅，鲜得很。

周姐做饭的时候不让人插手，说人多碍事。但吃完饭收拾碗筷的时候，她会让我帮忙端菜端饭，拿碗拿筷。她对我态度不冷不热，有时候一整天不说一句话，有时候会忽然问我一两句，比如“你老家哪的”“家里还有什么人”“怎么跑船来了”。我照实说，她就听着，不接话，听完又去忙别的了。

船上的人对周姐都挺尊重。郭老大脾气不好，经常骂人，但从来没骂过周姐。大副孙哥偶尔跟周姐开个玩笑，但也点到为止。长毛和大嘴那几个年轻人，在周姐面前更是不敢乱说话，规规矩矩的。我后来听大嘴说，周姐在这条船上干了三年了，比船上大部分人都久。郭老大刚买这条船的时候，周姐就跟着了。她做饭干净，菜量足，不克扣，大家都吃得好，所以没人说她什么。

“你别看周姐不爱说话，”大嘴叼着烟，靠在船舷上跟我说，“她心里有数。谁勤快谁偷懒，谁老实谁滑头，她都看得清清楚楚。你好好干，她不会亏待你。”

我嗯了一声，没多想。

底舱的日子是不好过的。白天在上面干活，一身臭汗，晚上钻到底舱，又闷又潮，空气不流通，夹杂着铁锈味、鱼腥味和柴油味。头顶的甲板上，海浪不停地拍打船壳，砰砰砰的，有时候浪大，海水从舱口灌进来一点，沿着舱壁往下淌，洇湿了铺边的草席。我和周姐各睡一头，中间隔着那条麻袋。她睡觉很安静，不打呼噜，不说梦话，呼吸很轻，有时候我都感觉不到她在那边。但她翻身的时候，木板铺会嘎吱响一声，我就知道她醒了。

住了几天之后，我慢慢摸清了她的习惯。她每天五点起床，不用闹钟，自己就醒了。起床之后她摸黑穿上衣服，从麻袋那边绕过来，爬上梯子出去。出去之前她会把舱口的木板盖稍微推开一点，透透气。她不在的时候，我继续躺着，等天亮了再起。晚上她睡得早，一般九点多就躺下了。躺下之后她会在黑暗中坐一会儿，不知道想什么，然后才躺下去。躺下去之后很快就睡着了。

有一天晚上，我睡不着，翻身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那条麻袋，麻袋晃了一下，从铁梁上滑下来一个角。黑暗里，我看到周姐的侧影。她面朝舱壁，蜷着身子，像一只虾。她的肩膀很窄，脊背弯着，被子只盖到腰，上面的部分露在外面。她的头发散开了，花白的发丝搭在枕头上，在微弱的月光里泛着银灰色的光泽。

我把麻袋重新挂好，翻了个身，面朝外。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她那边传来一声很轻的叹息，然后就没了动静。

大约过了半个月，船在海上遇到了一次大风。

那天下午，海面开始起浪。一开始只是涌，后来风越来越大，浪越来越高。船头扎进浪里，海水从甲板上漫过去，又从船舷流下去。驾驶台里，郭老大把着舵，脸色铁青。大副孙哥在甲板上喊：“进舱！都进舱！”我们几个人连滚带爬地钻进底舱，把舱口的木板盖死，用绳子绑紧。

底舱里一片漆黑。那盏马灯没有点，怕晃倒引火。我躺在铺上，手抓着铺沿的铁钉，防止滚下去。船身剧烈地左右摇晃，倾斜的角度很大，感觉随时要翻。头顶的甲板上，海水像锤子一样砸下来，砰砰砰，砰砰砰，一下比一下重。舱壁在嘎吱嘎吱地响，铁皮受力变形的声音尖锐刺耳。我咬着牙，胃里翻江倒海，但什么东西都吐不出来了。

黑暗中，我听到周姐的声音。她的声音很稳，隔着麻袋传过来，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你别怕。这条船看着破，结实着呢。郭老大在这片海跑了三十年，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

我没有说话，但心里稍微定了一点。她的手从麻袋那边伸过来，在黑暗中摸索着，碰到了我的手。她的手很粗糙，指腹上有厚厚的茧，手心温热。她握了我的手一下，很快松开了，收回去。

“睡吧。”她说，“睡着了就不晕了。”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醒来的时候，风浪已经小了，船身还在晃，但比之前平稳了很多。舱口的木板盖被推开了，一道灰白色的光透进来，落在铺上。周姐不在，她的被子叠得好好的。我翻了个身，发现那条麻袋还在，被风吹得微微晃荡。麻袋底部有一块地方颜色深一些，像是被水浸过又干了，硬邦邦的。

我爬上去，甲板上阳光刺眼。海面恢复了平静，蓝汪汪的一片，像是昨晚什么都没发生过。郭老大站在驾驶台门口抽烟，脸上没什么表情。大副孙哥在检查甲板上的缆绳，看到我出来，说了一句：“醒了？去帮周姐收拾厨房，昨晚浪打进去不少水。”

我去了厨房。周姐正蹲在地上擦水，抹布在水桶里拧了一遍又一遍，水桶里的水浑浊发黑。她看到我进来，指了指灶台下面的柜子，“把里面的碗拿出来，擦干。”

我蹲下来，把碗一个一个拿出来擦。碗是搪瓷碗，白底蓝边，有几个磕掉了瓷，露出底下的铁锈色。我擦完碗，又帮她把案板擦干净，把灶台上的盐渍刮掉。厨房很小，两个人蹲着干活有点挤，我的胳膊肘有时候会碰到她的肩膀。她没躲，我也没躲。

“你以前干什么的？”她忽然问。

“在工地。搬砖，扎钢筋，什么都干。”

“干了几年？”

“七八年吧。”

“没想过干别的？”

我想了想。“想过。但没学历，没技术，能干什么。”

她沉默了一会儿，把水桶里的脏水倒进海里，又接了半桶清水，继续擦。擦完地之后她站起来，从灶台旁边的架子上拿了一块姜，切了几片，扔进锅里，又舀了一勺红糖。锅里咕嘟咕嘟煮了一会儿，她盛了一碗，递给我。

“姜汤。喝了去去寒。”

我接过来，碗很烫，我换着手端着，低头喝了一口。姜味很浓，红糖的甜味盖住了姜的辣，从嗓子眼一路暖到胃里。我喝完了，把碗放在灶台上，说：“谢谢周姐。”

她摆了摆手，没说话，转身去收拾锅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铺上，听着周姐在那边翻了个身。麻袋微微晃了一下，又不动了。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忽然冒出那天大风浪里她握住我手的感觉。粗糙的，温热的，只握了一下就松开了。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天气越来越冷了。进入了十一月，海上的风带着冰碴子，吹在脸上像刀割。船上的人开始穿棉袄，戴棉帽，手上套着胶皮手套。拉网的时候，湿绳子冻得硬邦邦的，手抓上去粘皮。周姐每天早上烧一大锅热水，灌到每个人的水壶里，让我们带上去喝。她自己的手皴了，指头裂了好几道口子，贴满了胶布。她做饭的时候，手指上的胶布被水泡得发白，松松垮垮地挂在指头上。

有一天晚上，她坐在铺上，用针挑手指上的倒刺。灯光很暗，她凑得很近，眯着眼，针尖在指头上戳来戳去。我躺在外面，侧过身看着她。她挑了半天，挑出一根，用指甲掐断，然后换了根指头继续挑。

“我来。”我说。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你手太粗，干不了这个。”她说，但还是把针和手都伸了过来。

我接过针，捏着她的手指。她的手指冰凉，指腹上的茧很厚，裂口的地方翻着白皮，有些地方渗出了血丝。我小心地把倒刺旁边的死皮挑开，一点一点地往外拔。针尖每次碰到活肉，她的手指都会缩一下，但她没出声。挑完一个，她用另一只手揉了揉，说“好了，下一个”。

我给她挑了四根手指，挑出来的倒刺放在一张报纸上，细细小小的，像几根透明的鱼刺。挑完了，她从枕头下面摸出一管凡士林，挤了一点抹在手指上，搓了搓，又递给我。

“你也抹点。”她说，“手都裂了。”

我接过来挤了一点，也搓了搓手。凡士林很油，抹上去之后手滑滑的，裂口的疼痛缓解了一些。她把管口擦干净，盖上盖子，放回枕头下面。

那天晚上，麻袋挂在那里，纹丝不动。我躺了很久才睡着。

日子一天天过去，船上的生活越来越枯燥。每天重复同样的活，拉网、分鱼、装筐，吃饭、睡觉、再拉网。有时候一连几天看不到陆地，天连着海，海连着天，四面八方都是水，人在船上像是被世界遗忘了。船上的人开始烦躁，长毛和大嘴因为一点小事打了一架，被郭老大骂了一顿，各自在床上躺了一天。眼镜整天戴着耳机听收音机，信号不好，滋滋啦啦的杂音，他也听得津津有味。大副孙哥脾气越来越差，动不动就吼人。只有周姐还是老样子，不慌不忙地做饭，不急不慢地收拾，好像外面发生什么事都跟她没关系。

我开始留意她。留意她做饭时的动作，切菜的时候左手蜷着指头，刀落得又稳又快。留意她站在甲板上看海的样子，两只手搭在船舷上，风吹起她的头发，她眯着眼，表情很平静。留意她跟别人说话时的语气，不卑不亢，不冷不热，分寸拿捏得刚好。她好像把什么事都看透了，不争不抢，不怨不怒，就在这条破船上，日复一日地做着自己的事。

有一天傍晚，船停在一个小渔港补给。港里停着十几条渔船，岸上有几间平房，一个卖杂货的小店，还有一个露天的小饭馆。船员们下了船，去饭馆喝酒去了。我没去，留在船上看家。周姐也没去，她在厨房里清点补给，把新买的菜归置好。

我坐在甲板上抽烟，看着港里的灯火。周姐从厨房出来，手里端着一盆水，往海里泼。泼完了，她站在船舷边，看着远处。远处有一条船正在进港，探照灯的光柱在海面上扫来扫去。

“你怎么不去？”她问我。

“不想喝酒。”我说。

她在我旁边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了底舱。过了一会儿，她上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布包。她坐在我旁边的缆桩上，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双布鞋。千层底的，黑面白底，针脚密密麻麻。

“你试试。”她把鞋递给我。

我接过来，鞋底很厚，鞋面是新的，还没穿过。我脱了胶鞋，把脚伸进去，刚好。我站起来走了两步，鞋底硬邦邦的，但很跟脚。

“你做的？”我问。

“嗯。闲着也是闲着。”她说，声音很平，“你那双胶鞋底磨透了，我看你脚上都是泡。”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胶鞋，右脚外侧确实磨了一个洞，脚趾头露在外面。我都没注意到。

“谢谢周姐。”我说。

“别谢来谢去的。”她站起来，把布包收好，“试试就行了，睡觉再穿。”

她回了底舱。我坐在甲板上，穿着那双新布鞋，看着港里的灯火一盏一盏地亮起来。远处的渔船上有人在唱歌，唱的是《军港之夜》，调子跑得厉害，但听着很舒服。

那天晚上回到铺上，我没有马上躺下。我坐在铺沿上，把新鞋脱下来，放在枕头旁边。周姐已经躺下了，面朝舱壁。我坐了一会儿，忽然开口。

“周姐。”

“嗯。”

“你为什么在这船上？”

她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她翻了个身，面朝我这边，但隔着麻袋，我看不到她的脸。

“挣钱。”她说。

“挣了钱干什么？”

“给儿子娶媳妇。”

“你儿子多大了？”

“二十六了。在老家开货车。”

“你老伴呢？”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没了。走了八年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麻袋那边安静了很久，我以为她睡着了。

“他以前也是跑船的。”她忽然又说，声音很轻，“在海上出了事，船翻了，人没回来。那时候我儿子十八，刚考上驾校。我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供他学车。后来他开货车，我出来跑船。干了三年，攒了点钱，再干两年就够了。”

她说完就不说了。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她翻了个身，面朝舱壁，被子窸窸窣窣地响了一下。

“睡吧。”她说。

我躺下去。底舱里很黑，只有舱口透进来的一点光落在梯子上。我睁着眼看着头顶的铁梁，梁上挂着那条麻袋，面粉袋上的“特一粉”三个字在黑暗里看不见了，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麻袋的布面很粗，经线纬线交织在一起，密密匝匝的。风从舱口灌进来，麻袋微微地晃，晃得很轻，像是什么东西在呼吸。

我闭上眼睛。船在轻轻摇晃，海浪拍着船壳，一下，一下，一下。像心跳。

后来，船又出了几次海。天气越来越冷，活越来越重，船上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长毛走了，眼镜也走了，新来了两个年轻人，一个叫小朱，一个叫阿凯。他们来了又走，走了又来，船上的人换了好几茬，只有我、郭老大、大副孙哥、轮机长刘哥和周姐一直没动。

我在这条船上干了整整一年。一年里，我攒了一万八千块钱，汇了一万五回家，留了三千在身上。手上全是茧，脸上晒得跟郭老大一样黑，胳膊上长出了腱子肉。我不再晕船了，拉网的时候能一口气拉到底，分鱼的时候手快得连大副都夸。周姐还是老样子，每天做饭，每天收拾，每天晚上坐在铺上挑倒刺。我后来学会了给她挑，她手指上的裂口我闭着眼都能摸出来。

离开那条船是在第二年的秋天。郭老大说船要卖了，他干不动了，要回老家养老。船上的人散了，大副孙哥去了别的船，轮机长刘哥也走了，小朱和阿凯各回各家。我收拾东西那天，周姐帮我把蛇皮袋的口子缝紧，又往里面塞了一包东西。我打开一看，是一双新布鞋，两双厚棉袜，还有一罐腌好的咸菜。

“路上吃。”她说。

我站在甲板上，背着蛇皮袋，看着她。她站在厨房门口，围裙还没解，手上沾着面粉。她的头发白了一些，脸上的皱纹深了一些，但眼睛还是那么亮，黑白分明。

“周姐，”我说，“你以后怎么办？”

“再干两年。”她说，“儿子明年结婚，结了婚我就不干了。回老家带孙子。”

“那……以后怎么找你？”

她笑了一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笑，嘴角弯起来，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朵干了的菊花。

“找我干什么？”她说，“你好好过你的日子。别老在船上漂着。”

她说完转身回了厨房，围裙晃了一下，消失在门后。

我背着蛇皮袋下了船。走到港口的出口处，我回头看了一眼。“鲁昌渔零九七”停在泊位上，船身锈迹斑斑，甲板上空空荡荡。驾驶台的窗户开着，风把里面的海图吹得翻了一页。底舱的舱口盖着，木板上的盐渍在阳光下泛着白。

我转过身，走出了港口。

后来我回了老家，在老娘的村子附近找了一份工，在镇上的建材市场给人送货。干了两年，攒了点钱，在镇上租了个小门面，卖五金。日子慢慢安稳下来，老娘从姐姐家搬回来跟我住，每天早上给我煮粥，晚上等我关门回家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