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春，海南省劳改局局长戚火贵刚到任不久，便被纪检部门立案调查。这个调动在当时并不显眼，真正引人注意的，是他此前一直经营出来的“清廉”形象，与后来查出的巨额财产形成了强烈反差。
在不少熟悉他的人印象里，戚火贵生活简朴，吃饭常是白粥配咸菜，衣着也不讲究。下基层时，他说话随和，待人热情，面对检查往往表现得十分朴实。这样的作派，让他获得了“能吃苦、靠得住”的评价。
有意思的是，戚火贵确实出身贫寒。1952年，他出生于海南儋州一个农民家庭。年轻时生活不宽裕，但他很看重读书机会，参加工作后仍没有放弃学习，还一边工作一边准备研究生考试。
早年的经历，曾经成为他身上的加分项。他从技术员做起，凭着肯干和勤奋，逐步担任副科长、科长。1985年，33岁的戚火贵出任国营农场负责人，真正走上了领导岗位。
农场的几年经历，使他积累了基层管理经验。1989年，37岁的戚火贵调任乐东黎族自治县主要负责人。对于一个农民出身的干部来说，这样的上升速度并不算慢，也说明当时组织对他的工作能力和表现是认可的。
他很懂得怎样保持亲民姿态。下乡时不摆架子，面对群众讲话直接；在干部面前，也常常给人平易近人的感觉。更关键的是，他没有把奢靡生活摆到台面上，反而长期维持着清苦形象。
这种形象，后来成了最具迷惑性的外壳。
1993年，戚火贵调任东方市主要负责人。随着地方经济建设推进，房地产开发和项目投资逐渐活跃，前来寻找机会的商人增多。权力、土地和项目交织在一起，也让一些干部面临更大的利益诱惑。
据调查，从1992年开始，戚火贵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财物，涉及项目审批、工程安排等事项。有人为了拿到项目向他输送利益，也有人试图通过送钱换取照顾。权力一旦被标价，公职身份就变成了谋利工具。
他的敛财方式并不止于工程项目。干部提拔、岗位调整，同样被他当成交换条件。送了钱的人，可能获得提拔或调动；没有送礼的人，不仅难以进步，甚至可能受到压制。
一句“事情可以办”，背后往往对应着一笔钱。
戚火贵的妻子符荣英，也被卷入其中。符荣英原本是一名护士，学历不高。随着戚火贵职务不断升迁，她先后被安排到县国土部门和银行任职，后来担任银行支行行长。
这样的安排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工作调动。按照调查情况，符荣英一方面协助转移非法所得，另一方面也曾替戚火贵出面收取财物。夫妻之间形成了相互配合的利益链条，使一些交易看上去更加隐蔽。
表面越朴素，越容易降低旁人的戒心；身份越体面，越便于把不正当利益藏在正常工作的缝隙里。戚火贵的问题，正是在这种反差中不断扩大。
1998年3月，他被调任海南省劳改局局长。不到一个月，纪检部门便对其立案调查。调查人员很快发现，那个平日里吃白粥、穿简朴衣服的干部，背后并不清白。
1998年10月3日，戚火贵因涉嫌受贿被提起公诉。调查认定，他从1992年起多年敛取钱财，数额达到1130多万元。这笔钱与他的公开收入明显不相称，也击穿了他多年经营的“清廉”假象。
同年11月，法院依法判处戚火贵死刑。他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但原判最终得到维持。法律文书中的罪名和数额，成为他从地方领导干部走向阶下囚的明确记录。
2001年8月13日，戚火贵被依法执行死刑。行刑前，他曾哀求：“想回家当个农民。”这句话并没有改变判决结果，却留下了一个刺眼的对照：他出生于农民家庭，也曾靠着朴素形象获得信任，后来却把手中的权力变成了敛财工具。迷失的并不是出身，而是对权力边界的敬畏。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