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南京一间杂货铺内，王世英烧掉最后一页文件时，门外忽然响起了敲门声。来人不是普通客人，而是国民党中统上海站站长史济美。更危险的是，王世英刚刚得知自己已经被叛徒供出，妻子也已离开，撤离计划正进行到最紧要的关头。
火盆里的纸张卷曲发黑，屋里满是烟味。王世英没有慌乱，他把重要材料逐件投入火中，连同联络名单、交通线索和往来信件，一并烧成灰烬。地下工作最怕留下痕迹，许多时候，一张纸的价值并不在内容，而在它可能牵出的整条关系网。
这场危机的源头，是陈玉仁的叛变。
陈玉仁曾负责中共临时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印刷厂。1932年，史济美调任上海后，立即对印刷厂实施查抄，陈玉仁也被控制。经过威逼利诱，他最终屈服，供出了多名地下党员的姓名和活动情况。
史济美翻看名单时，看到“王世英”三个字，目光停了下来。
两人并非陌生人。早年在黄埔军校求学期间，他们是同学，还曾一起参加学生运动。那时的交往，后来却成了追捕中的一条危险线索。史济美熟悉王世英的性格，也知道他不会轻易暴露身份。
真正令他起疑的，是王世英的妻子李果毅。
前些日子，史济美在南京一处集市上盯捕嫌疑人。被监视的对象是一名卖辣椒的年轻农妇，名叫黄细妹。集市人多嘈杂，黄细妹突然看见李果毅，脱口喊了一声“李老师”。
李果毅听见后，神色立刻变了。她没有停留，也没有回应，只是迅速避开视线。这个细节被史济美看在眼里。一个普通杂货铺老板的妻子，为什么会被乡间农妇称为老师？这层关系，显然不是偶然。
史济美随即派人控制黄细妹，对她进行利诱和胁迫，让她专门盯住李果毅。黄细妹的跟踪，使王世英夫妇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表面上，杂货铺仍在照常营业；暗地里，周围的眼睛已经逐渐合拢。
李果毅从医院乘黄包车回家时，察觉有人尾随。她刚进门，王世英便压低声音告诉她：“陈玉仁叛变了，名单里有我，史济美很快会找上门。”
李果毅没有多问，只立即收拾物品。王世英让她和店员阿荣从后门离开，先到火车站旁的小树林等候。这个安排看似简单，却必须避开黄细妹的监视，否则三个人都可能在途中被截住。
两人离开后，王世英继续清理屋内文件。他知道，自己若马上出门，反而容易引起埋伏人员注意。只有把最危险的证据处理干净，才有可能从包围圈中钻出去。
就在这时，敲门声骤然响起。
王世英从二楼窗边向下看去，门口站着史济美，附近还隐约有特务布置。王世英随即脱下外套，将围巾搭在窗台上，一半垂向屋内，一半露在外面。这是他和李果毅约定的暗号，意思是屋内出了变故，不能回来。
他端起紫砂壶下楼，装作刚刚做完生意的样子，笑着开门：“史老弟，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
史济美说只是路过，进屋后却不断打量四周。他问起李果毅，王世英回答她出去买菜，随后拿出账本，低头拨弄算盘。两位旧日同学面对面坐着，屋内看似平静，实际上每一句话都在试探。
史济美喝了口茶，又问李果毅过去是否参加过湖南农会。王世英没有抬头，只说：“那时候大家都参加过学生运动，你不也一样吗？”
这句话让史济美暂时笑了笑，却没有消除疑心。王世英随即提着空暖壶上楼，把水龙头开到最大，又故意放入碗盘，让楼上传出持续的水声和碰撞声。他隔着楼板喊道：“水一会儿就开，灌满暖壶再下来。”
史济美坐在楼下等候。等了许久，楼上仍只有哗哗水声。他终于起身冲上阁楼，却发现王世英已经不见，地上只剩漫开的水迹。
原来，王世英趁着水声掩护打开窗户，翻上屋顶，沿着相邻屋脊移动，随后进入邻居家的阳台，再从后门脱身。屋外的特务虽已包围住杂货铺，却没有料到人会从屋顶转移。
王世英混入街上人群，赶往火车站。李果毅因久等不见丈夫，曾折回家中，看见窗台上的围巾后，明白他已经遇险，只得重新返回小树林。两人在车站会合后，与阿荣登上接应车辆，数小时后抵达上海郊区，和当地党组织接上了头。史济美赶到时，屋内的文件已经化为灰烬，王世英也早已离开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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