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人们一直有一个核心议题，这就是政府在市场管理中扮演什么角色：是守夜人，还是主宰者。
北大的林张之辩，没有把这个问题辩清楚，甚至可以说把它庸俗化了，一个理论悖论被拆解成多与少的猴子分橡子的叙事。
林毅夫强调“有为政府”，张维迎强调“有限政府“，硬是把哈耶克与凯恩斯的世纪之辩，做了一个中国式的降维。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差异。
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诞生于欧洲的市场经济土壤，在这套原生环境里，行政力量直接干预市场的制度约束天然强大，因而哈耶克与凯恩斯的争论是同在一个平台上争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颠扑不破的前提，这就是私人资本主导的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是工具，不是所有制的锚定，不存在提高国家资本权重的目的性。
中国不同，中国学者误把”上周当商周“了。
中国学者谈多与少，谈有为与强为，谈有限与无限，都是在一个错位的背景上，去描述一个红与黑的场景。林毅夫的”有为政府“，其实说的是国家资本对市场的主导，它的政治经济学定位是以所有制为锚定，这与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直接冲突，它的结果自然是对私人资本的挤占，因而也是中国经济的熵增之源。而张维迎的”有限政府“，与其说是”有为政府“的反论，不如说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这是西方经济学背景下的非此即彼的选择，用错了地方。
无论是西方的辩论，还是东方的辩论，辩到底还是政府的边界在哪？
在法治。
比如GDP 目标。
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不会围绕完成某个 GDP计划 增速目标来调整。对它而言，GDP 只是经济运行的结果，不是政府的任务。政策锚点，是就业与物价稳定 —— 就业、民生、物价，才是经济发展最终要服务的目标，GDP 只是一个参考性的信号。而中国是地方考核的政绩，是从上到下通过等级制下沉的强指令，市场的变量要对齐GDP计划指数，目标不达预期，年年发债去对齐，而且成了超美的宏大叙事。
向松祚也提出过一个观点，用一个字概括是 “放”，两个字是 “少管”。
这还是多与少的模糊数学。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只要你是市场经济，政府都应该是以法为界，行政权不能大于法权，行政权不能跨越法权。大于法权，政府就成了主宰者，跨越法权政府就不再是守夜人。
在法治经济的规则内，多于少都是随市场波动的起伏，它不是干预，它是清道夫，是罗素说的交通警。
那么 ，法的背后又是什么？
是全民公约。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