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6月，我中专三年读完，全班一共52名同学毕业。离校的那个夜晚，天气还有些微凉，我们把凉席被褥搬到宿舍楼顶喝酒聊天，畅谈往后的人生。
有人告白，有人离别，也有人倒头酣睡，更多人整夜无眠。等到天亮，大家合唱郭峰那首《永远》：今日的相送，明日的相逢，一路顺风多珍重。唱完之后，五十二个人各奔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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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之后，我到老家岳西县一家局属国营企业报到，单位主营药品批发零售，也收购本地道地中药材。单位经理开着一台县局淘汰下来的安达尔二手轿车，车子抖动厉害，噪音轰鸣，时不时半路熄火，还得人下车推着启动，是那个年代很常见的景象。
可报到之后，迟迟没人给我安排具体岗位。单位上下天天开会，核心议题只有一件事：改制分家。会上讨论分人员、分库存货物、分房产、分债务、分应收账款，唯独没有可供分配的现金。
我还没有正式上手工作，就亲历了这场单位拆分。这正是上世纪末全国国企改制浪潮中的一幕。这家企业1997年的这次拆分，更像是一次试探性调整；真正完成彻底私有化，要等到六年之后的2003年，我也在那一年成为买断工龄的下岗职工。
会议敲定方案：原主体承接全部债务，只保留两个编制专门催收旧欠款，不再开展实体经营。其余职工拆分去往各个分支机构，接手当地房产与业务资源重新运营。
名义上分开，实际业务依旧互通，渠道资源共享，只是重新划分了利益地盘，没过多久部分业务又再度合并。这种分家不分灶的操作，是当年不少小型国企用来化解债务压力的常见方式。
而我，被分流到了下辖的小镇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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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小镇边上就是司空山，禅宗二祖寺坐落于此，素有“中华禅宗第一山”的名号。岳西建县之前，这片地域曾归属太湖县，两地长久以来，一直为二祖传法圣地的属地归属存有争议，就连赵朴初先生也没能调解好这段分歧。各地争抢历史人文资源的现象，后来也并不少见。
我无缘见到经营部那位已故的老领导，但听旁人说起，他很懂经营管理。原本这里只是一个中药材收购点，类似老式供销社门市。老领导陆续置下不少产业，老街有一座三进大院，镇郊河边还买下十多亩土地，当地人把这片偏僻地块叫作“河里”。
当年在这里建起三间仓库、两间炕房、一间食堂，还有十套两室一厅职工宿舍。等我们过来的时候，这里早已荒废多年：野草长得齐人肩膀，野兔在草丛里窜动，屋顶瓦片破损，到处漏雨。不知道当年苦心置办这一切的老领导，如果看见眼前这幅荒芜景象，会作何感想。
正式去到小镇经营部已经是国庆节前后。在此之前，我领到参加工作的第一笔工资，大概500元。具体数字记不太真切，基本工资110元，外加洗理费、书报费等各类补贴，满满的老国企时代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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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分流过来的一共六个人，大家都想好好做出一番成绩。很快集体商议，要集资做药品批发业务，分配给我的出资额是三千元。那年我才十九岁，在集体决策里没有任何话语权，这笔钱是家里帮我凑出来的。
与此同时，我们把仓库临路边的大门打开，改成中药材收购门市。门市里我负责开票结算，其他人不在的时候，收货也由我一并处理。按照现在的财务制度来看，这样权责不分很不规范，但放在当年，并没有太多人在意。
国营统购统销的时代早已过去，私人药贩灵活定价，主动下乡上门收购农户药材；国营门市守株待兔，收购价格又没有优势，只剩下少数习惯国营渠道的老人会过来卖货。没撑多久，中药材收购门市就关门了。
之后我被调去老街，利用现成门面开设药品零售门市，整个门店就我一个店员。货品从“河里”的旧仓库调拨过来，定价全部定好，我的工作就是卖药、收款、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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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大院往日的繁华我没能赶上，但我在这里住了好几个月。踩得凹凸的门槛、磨损凹陷的过道、旧晒场的痕迹，处处都是旧日的印记。院子里还有一口古井，井沿被绳索磨出深深的印痕，井水清冽甘甜。
在这个院子，我延续从初三就养成的读书写作习惯。这是我人生里，第一次不靠分配、不被环境裹挟，自己寻找到的精神出口。
但老街药店生意依旧冷清。人流已经往国道旁的新街转移，私营药店林立，镇医院也搬到高中对面。书本上读到的国营体制僵化，变成了我19岁亲眼看见的现实。一眼望到头的日子，让我萌生离开的念头。
过完那年春节，我申请停薪留职。门店还没有完成盘点交接，我就动身南下深圳。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安徽。深圳高速发展的时代图景，还有我在那边的挣扎与见闻，是另外一段故事。
你或者家里长辈经历过九十年代末的国企改制吗？有没有见过这种“分家不分灶”的单位操作？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见闻。
备注：图片由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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