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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老年痴呆”等同于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正确。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秦义人在近期的一场AD科普分享活动中表示，痴呆就像“发热”，背后有很多原因，AD是其中最主要的那个，占痴呆病因的60%–70%，又因为多发于65岁以上人群，才被很多人习惯性称为“老年痴呆”。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秦义人
如何区分“正常健忘”和“病理性遗忘”？
秦教授给出两个判断线索。其一，督促家人去努力记住以前容易忘的事情：如果能通过努力记住，大概率还没到AD病理损害阶段；如果连“努力记忆”这件事本身都忘了，就应尽快就医。
其二，在于“近记忆”与“远记忆”的分离——AD患者往往“近的记不住，远的忘不了”，能想起生日、结婚纪念日、第一份工作，却记不住近期发生的事。此外，性格突变同样值得警惕，以前暴躁的人变得安静，或以前安静的人变得暴躁，都有可能是早期信号。
如果继续进展，患者会开始出现烧菜烧糊、判断力下降已被骗、反复找不到钥匙手机等表现；再到时间地点定向障碍、迷路，疾病往往已进入进展期。“家属一般这个时候才带患者就诊，但已经偏晚了。”
近20年的病程，真正的窗口在前半段
AD的整个病程接近20年，依次经历临床前期、主观认知功能下降（Subjective cognitive decline，SCD）、轻度认知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及轻、中、重度痴呆。
驱动这一进程的，是脑内β淀粉样蛋白（Aβ）从单体逐步聚集为寡聚体、原纤维直至“斑块”的过程——斑块持续释放毒性物质，导致周围神经元损伤、死亡。秦教授特别提到，睡眠期是大脑代谢Aβ的关键时期，长期睡眠不足会加速其蓄积，“我们经常上夜班，上完一次夜班第二天就很容易脑雾。”
“轻度痴呆阶段过后，大多数患者5年内会进展至中度，认知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同步退化；到中度以后，大多数患者基本失去生活质量。”秦教授指出，真正有意义的干预窗口在轻度痴呆之前，甚至临床前期，“我们的主战场要尽可能放在SCD和MCI阶段。”
与此同时，中重度AD患者家庭的年照护负担通常以10万元起步，且逐年递增——“不光患者受累，其全家都受累。”
血液标志物，正在改写诊断的可及性
长期以来，AD确诊面临手段困局：量表主观性强、准确性有限，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患者甚至可能“测不出问题”；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成本高、难普及，脑脊液（Cerebro-Spinal Fluid，CSF）检查腰穿有创。
秦教授所在的中心已形成一套以血液检测为入口的流程：血液标志物检测阴性者进入半年至一年随访；阳性者（尤其p-Tau217阳性）无论有无症状均属高风险人群，建议进一步行PET等评估。“我们曾接诊多名高知患者，量表未见异常，而p-Tau217显著升高，PET证实斑块负荷已处于高位——量表的高低，不一定能完全客观反映疾病状态。”
支撑这类检测走向临床的，是产业端持续的科研投入。丹纳赫中国医学诊断平台总裁于婧表示，随着疾病修饰治疗（Disease modified therapy，DMT）的发展，临床需要更早识别患者、确认病理、评估治疗适用性并持续监测，“诊断不再是确诊的最后一步，正在成为重构AD诊疗路径的关键入口。”
丹纳赫中国医学诊断平台总裁于婧
目前，其旗下贝克曼库尔特已推出覆盖p-Tau217、Aβ1-42、GFAP、NfL、APOE ε4、BD-Tau等神经退行性疾病核心生物标志物的研究用（RUO）检测菜单，并基于高灵敏度全自动免疫分析平台DxI 9000运行——该平台已在中国上市，科研检测与常规临床检测可在同一台仪器上并行。
“凭借在诊断领域九十余年的积淀，我们正致力于将AD病理评估带入血液检测时代。”贝克曼库尔特医学诊断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陈淮表示。在注册策略上，贝克曼库尔特不只布局单一标志物，还针对p-Tau217/Aβ1-42比值推进注册——其血浆比值检测已获美国FDA突破性器械认定，并在今年获得欧盟IVDR法规下的CE认证。
贝克曼库尔特医学诊断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陈淮
更关键的是，中国人群数据的循证工作也在稳步推进。陈淮介绍，贝克曼库尔特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合作的前瞻性研究项目，正依托数千例中国人群样本，研究血液标志物与临床结局之间的关系；而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牵头、10家记忆门诊参与的多中心研究CLEAR-AD，则对9款血液检测产品与Aβ-PET进行了头对头比较，为行业选择技术路线提供了参考。
他透露，今年还陆续启动了三个多中心项目，与神经领域头部专家和医院开展学术合作，覆盖从早筛到诊断到疗效监测的各个应用方向。需要说明的是，目前相关检测项目在国内仍主要用于科研用途。
AD诊断和治疗是一体的
秦教授指出，多奈哌齐、美金刚等传统药物以改善症状为主；而以仑卡奈单抗为代表的DMT药物则针对脑内淀粉样蛋白这一核心病理，适用窗口为MCI及轻度痴呆阶段，“因此诊断和治疗是一体的——先明确病理，再谈干预。”
一项国际多中心Ⅲ期临床研究显示，早期AD患者经DMT治疗18个月后，脑内淀粉样蛋白负荷平均下降约59个centiloid单位，认知衰退幅度较安慰剂组减缓27%[1]。
非药物管理同样不可或缺：控制三高等危险因素、保持社交与认知储备、管理睡眠与视听功能。秦教授建议，50岁以上人群——尤其出现短期记忆下降、有家族史、三高或长期失眠者，都应关注脑健康筛查。
围绕“早诊之后如何管好”，配套体系也在成形。鉴于量表评估主观性强、DMT治疗延缓认知衰退的作用通常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在临床观察到，丹纳赫正与国内头部专家合作开展疗效监测研究，在患者每次用药前进行标志物检测，能帮助患者和家属从标志物层面看到疾病变化的客观证据。
政策端也在打开通道——国家医保局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已将AD相关标志物检测纳入，为此类检测进入临床收费提供了路径。在秦教授看来，这意味着AD早筛早诊从理念走向现实的条件正在成熟。
从单点检测，到诊疗新范式
在丹纳赫中国医学诊断平台总裁于婧看来，检测只是起点。“我们希望推动的不只是一个检测项目，而是一套更完整的疾病诊疗新范式。”
她透露，丹纳赫诊断平台正探索以患者为中心的AD诊疗路径：从头部医院的诊疗中心建设——围绕中心配置患者教育、诊断与治疗衔接方案，到老龄化程度较高地区的筛查布点，让患者在社区完成初筛后，有一系列路径可以衔接，不必自己四处寻找答案。
围绕不同层级医疗机构，行业也在形成“分层协同”的检测体系思路：大型医学中心承担科研创新与循证积累，区域中心实验室和具备条件的检验平台则在标准化流程基础上提升检测可及性。
秦教授对此深有共鸣：“我们医生的责任，和企业的责任，其实是一件事——让更多人能够在疾病早期被发现、被干预。”
“阿尔茨海默病与认知健康，不只9月要关注，而是每一天都要关注。”他说。
参考文献：
[1] Christopher H. van Dyck, M.D., Chad J. Swanson, Ph.D., et al. Lecanemab in Early Alzheimer's Diseas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DOI: 10.1056/NEJMoa221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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