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孔子“严事”的老师，教会了他什么？|叔向|夫子|子产|子贡|孔子|左传

让孔子“严事”的老师

教会了他什么

教师节，我们常常想起孔子，也不妨问一问：让孔子敬重、以师礼相待的人，又是什么样的？

子产便是其中一位。面对灾祸他如何判断，面对反对他如何坚持，面对各有所长的人，他又如何用其所长——这些具体的行事方式，都为理解孔子的思想提供了线索。

有些教诲未必发生在课堂上，却会在一个人后来处理世事、看待他人的方式里，留下长久的回响。今晚，让我们走近子产，看看这位老师，给孔子留下了什么。

本文来源：《孔子和他的老师们》

作者：喻中

一、子产的思想肖像

在孔子所“严事”的长辈、老师群体中，有关子产的资料相对丰富，借助这些资料，我们可以把子产的思想肖像从三个方面给予描绘，那就是唯物主义、法治主义、实效主义。也许有人会认为，唯物主义、法治主义都是现代的概念，比孔子更年长的子产难道也有如此“现代”的思想？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古今中西的思想都是相通的。在这里，如果确实有人持有不同的看法，那么，为了求同存异，我们也可以作一些柔性的处理：子产的唯物主义、法治主义是中国古典的、“子产式”的唯物主义、法治主义；他的实效主义也可以作如是观。

《杏坛孔子像》，狩野探幽，17世纪中叶。

（一）唯物主义

子产的唯物主义立场可以通过两个小故事来理解。据《左传》记载，鲁昭公十八年，亦即公元前524年，这年五月，在鲁国，有明亮的火星在黄昏时分出现。初七那天，又刮起了大风，一个名叫梓慎的鲁国大夫说：这是春风，看来要发生火灾。在接下来的几天之内，风越刮越大，宋国、卫国、陈国、郑国都发生了火灾。

在这样的背景下，精通占星术的郑国大夫裨灶建议，要用瓘、斝这样的比较珍贵的玉器、酒器来祭祀禳灾。裨灶还提出警告说，如果不采纳他的意见，郑国还会发生火灾。很多郑国人都很担心，他们纷纷向子产提出，还是要采纳裨灶的建议。然而，子产拒不同意。子太叔劝他：像瓘、斝这样的珍宝，本来就是用来保护百姓的，如果再次发生大的火灾，郑国差不多就灭亡了；如果这些珍宝可以挽救国家、保护百姓，你还爱惜它们干什么？子产解释说：天道太远，人道切近，天道并不干预人道，也不能由天道推知人道。裨灶这个人，他哪里懂得什么天道？这个人的话也太多了。子产坚持不采纳他的意见，火灾也没有在郑国再次发生。在这个故事中，子产阐述了一个重要的命题，那就是：天道远，人道近。子产不相信通过祭祀就可以消除即将发生的火灾，体现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下一年。据《左传》记载，鲁昭公十九年，郑国又发生了一场较大的水灾。当时，郑国首都有一个城门叫时门，在时门之外，有一个湖叫作洧渊。很多郑国人都相信，洧渊湖中有龙在争斗，所以导致了洪水的泛滥，水灾由此发生。很多郑国人都请求政府举行禳灾的仪式，子产还是不同意。他说：我们争斗时，龙并不看我们；龙要争斗，我们为什么要去看它们呢？不必向龙祈祷祭祀。我们对龙没有要求，龙对我们也没有要求。关于祭祀活动的提议就此终止。子产在这个故事中的言行表明，他并不相信水灾的发生与龙的争斗有什么关系，因而拒绝举行向龙祈祷的祭祀活动。

以上两个小故事的主题分别是火灾与水灾。当时郑国的主流观点都倾向于通过祭祀来消除自然灾害，但是，这样的主流意见都遭到了子产的拒绝。子产对火灾、水灾的态度，较为生动地体现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

《左传》书影，明代李元阳本，16世纪。

（二）法治主义

子产的法治主义立场，依然可以通过两个小故事来展示。据《左传·昭公四年》，子产出台了一项新的法律制度，那就是按照田亩征税。这项法令的具体内容是：长宽一里的田地算作一井，十六井算作一丘，政府针对每一丘田地，征税戎马一匹、牛三头。这就是子产制定的“丘赋”。这一税收新政发布以后，国内很多人都骂他，而且骂得很难听，譬如宣称：子产这个人，“他的父亲死在路上，他自己又当了毒虫的尾巴”。诸如此类。

有一个名叫子宽的郑国大夫，把那些骂他的话都告诉了子产。子产说：不用在意，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我听说，一心要做某件好事，只有不改变他的法度，好事才有做成功的希望。百姓不可以放纵，我制定的税收法律制度，必须严格实施，不可更改。

子产制定的“丘赋”之所以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主要是因为，他让那些拥有更多田产的人承担了更多的税赋。但是，子产并不畏惧触碰既得利益集团。他认为，法律既然制定了，就要严格执行。这样的严格执法，体现了子产的法治主义立场。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两年后的鲁昭公六年，亦即公元前536年。这一年，在子产的主导下，郑国人把刑法铸在鼎上，且公之于众。这个事件影响很大。

大盂鼎，西周。

晋国的叔向派人给子产送来一封信，信中说：子产先生，长期以来，我一直对你寄寓了很大的希望，现在，我对你是完全失望了。从前，先王根据事情的轻重来定罪量刑，并不制定刑法，这是为了防止百姓生出争夺之心。如果这样做还是不能杜绝犯罪，先王就用道义来防范，用政令来矫正，用礼仪来规范，用信用来保障，用仁爱来引导，用禄位来激励，用严刑来威慑。如果这些都还不够，那就教之以忠诚，辅之以正面激励，等等。只有通过这样的制度体系，百姓才不至于发生祸乱。现在，你把刑法铸在鼎上，百姓都知道了刑法上的明文规定，他们就不会尊重上面的人，而且会肆无忌惮地争夺利益；他们会引用刑法作为依据，试图侥幸取得成功。这样一来，百姓就很难治理了。

在信中，叔向还说：夏朝的《禹刑》，商朝的《汤刑》，周朝的《九刑》，都是在衰微的末世制定的。现在，你制定并公布刑法，让百姓丢弃礼仪而引用刑法，这不是标志着郑国即将陷入衰微的末世了吗？我听说，国家即将灭亡，必然多立刑法，说的就是你这种情况吧？子产回信说：叔向先生，你讲得很有道理，我的才能很有限，我不能考虑子孙后代的事情，我只想解决当下的问题；我虽然不能听从你的高见，但绝不敢忘记您关心我们郑国的大恩大德。

在这个故事中，透过叔向对子产的批评，我们能够更多地理解子产的法治主义立场：必须公布法律，必须实现法律公开，必须让百姓知道法律的内容。在现代的法治理论中，这依然是一项重要的法治原则。在人类的法治史上，子产堪称这项法治原则的先行者。这就凸显了子产的法治主义的前瞻性。

而且，如前所述，子产对法治主义的张扬，还蕴含着“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精神，这就进一步展示了子产奉行的法治主义的国家情怀，尤其是其中体现的救世主义与英雄主义，都值得给予高度的肯定。

（三）实效主义

实效主义就是追求实际效果，通俗地说，实效主义就是要把事情办好、办成、办妥。在一定意义上，实效主义也可以理解为现实主义。作为一个致力于“救世”、实际主持一国政务的政治家，子产坚持实效主义的立场具有必然性。试想，如果他偏离了实效主义立场，如果他像孟子那样高调，他不太可能把郑国的事务处理好。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列子·杨朱》篇中，对子产有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子产做了郑国的宰相，主持郑国政务三年，善者佩服他的教化，恶者害怕他的规矩，郑国由此得到了卓有成效的治理。这个评论表明，子产在治国理政方面取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

具体地说，子产秉持的实效主义也可以通过两个小故事来展示。先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之所载：子产主政，善于选用能人。在他的团队中，冯简子善于决断大事；子太叔高雅而有文采；公孙挥熟悉四方邻国的动向，同时还知晓各国大夫的家族姓氏、官职爵位、地位贵贱、才能高低，还善于辞令；裨谌善于出谋划策，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他在野外谋划就很周密，如果在城里谋划，就不行。鉴于有这样一个执政团队，如果要办理外交方面的事务，子产就向公孙挥询问各国诸侯的动向，并且让他多起草几份外交辞令；又与裨谌一起乘车到野外，让他制订可行的行动方案；再把方案告诉冯简子，让他作出评估和决断；最后再交给子太叔去执行，应对各国诸侯。因此，子产当政时期，很少把事情办坏。这就是子产的实效主义的方法论：充分发挥团队成员各自的特长，集中团队成员各自的智慧，共同致力于把郑国的事情办好、办成、办妥。

再看《左传·昭公七年》记载的一个故事：这一年，子产到晋国进行国事访问，正好遇到晋侯生病。韩宣子负责接待子产。他私下问子产：我们晋国君主卧病已经三个月了，所有该祭祀的山川都去祈祷过了，但是，病情一直都没有减轻。最近，他又梦见一只黄熊闯进了寝室，那是一只什么恶鬼呢？子产回答说：晋国君主如此英明，您又担任晋国的正卿，怎么会有恶鬼入室？从前，尧在羽山诛杀了鲧，鲧的精灵变成了黄熊，还钻进了羽渊中，成为夏朝郊祭的神灵，三代都祭祀他。现在，晋国做了各国的盟主，晋君成了诸侯们的领袖，是不是还没有祭祀鲧呢？韩宣子听了这话，就安排相关人员祭祀了鲧，晋侯的病就逐渐好了。晋侯为了表示谢意，把两只鼎赐给了子产。

在这个故事中，子产的应对方法产生了最好的实际效果。如前所述，子产的唯物主义立场决定了他并不相信神灵鬼怪，因而，他对于晋君所梦见的黄熊入室，其实是不以为然的。但是，子产如果只是简单地否认晋君之梦的意义，他就没有办法与晋国方面以及韩宣子进行交流了，因为话不投机嘛。子产选择了承认晋君之梦的意义，不仅为这个梦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同时还提出了处理晋君之梦的具体的建设性意见。我们可以推测，子产秉持的逻辑应当是：一方面，晋君已经病了三个月了，在通常情况下，已经接近病愈的时间了，再花几天时间去祭祀鲧，应当就可以痊愈了。另一方面，黄熊入室之梦给晋国君主造成的惊吓，确实也需要一个渠道来缓解，对鲧的祭祀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在这种实效主义逻辑的支撑下，子产作出了实效最好的应对，体现了一个实效主义者的行动逻辑。

《孔子观欹器图》，佚名，明代，孔子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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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产对孔子的影响

子产对孔子的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最为直观、最为直接的影响，见于孔子对子产的评论。

在上文提到的孔子以“仁”以及“古之遗爱”为子产画像之外，在《论语》各篇中，孔子还多次论及子产。譬如，在《宪问》篇中，有人提到子产，孔子的评论是：“惠人也。”朱熹解释说：“子产之政，不专于宽，然其心则一以爱人为主。故孔子以为惠人，盖举其重而言也。”再譬如，在《公冶长》篇中，孔子专门论及子产，认为子产其人，“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在孔子看来，子产已具备君子的四种德性：他的言行态度恭敬，他辅助君主严肃认真，他关心百姓，役使百姓合情合理。着眼于以上铺垫，我们发现，子产对孔子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不言天道

如前所述，在子产看来，天道很遥远，人道很切近，因此有必要更多地关心人道。这一点，对孔子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根据《公治长》篇，子贡对孔子有一个评论：“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针对这样的“文章”及“性与天道”，朱子的解释是：“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于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见乎外，固学者所共闻；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关于“夫子之文章”，这里暂且不论。关于夫子之“天道”，子贡的基本印象是，没有听到孔子的相关议论；朱子的主要体会是，孔子很少说起。孔子不太关心天道，与子产的“天道远”之论，在思想上具有较为直接的源流关系。

孔子不言天道，也不言鬼神。据《雍也》篇，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朱熹解释说：“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述而》篇又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朱子解释说：“怪异、勇力、悖乱之事，非理之正，固圣人所不语。鬼神，造化之迹，虽非不正，然非穷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轻以语人也。”孔子对于鬼神的这种态度，与子产的唯物主义立场，具有直接的源流关系。

敦煌莫高窟所出《论语》写本

（二）人尽其才

在《宪问》篇中，孔子说：“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这里的裨谌，上文已经提到，他擅长在野外出谋划策做方案。这里的世叔，就是郑国的子太叔，亦即游吉。这里的子羽，就是上文提到的公孙挥。东里子产，就是子产，东里是子产居住的地方。孔子的意思是说，如果要发布命令，那就由裨谌制订方案，拟出草稿，再由世叔加以研判，并由子羽予以修饰，最后再由子产来润色、定夺。孔子此言，强调每个人各有所长，体现了人尽其才的观念。从源头上看，孔子的这番论述，就是以子产的实践作为依据的。子产的政治实践，为孔子关于人尽其才的主张，提供了事实方面或实践层面的原型。

《孔子与弟子》，佚名，19世纪。

《宪问》篇还提到，子路向孔子请教，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孔子的回答是：“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孔子又说：“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在这里，孔子提出了一个健全之人的标准：像臧武仲那样聪明，像孟公绰那样少欲望，像卞庄子那样勇敢，像冉有那样有才艺，这当然是一种较高的标准。在这种标准的背后，实际上也蕴含了各有所长的人才观，以及人尽其才的基本主张。进一步看，孔子在此评论的四个人，他们分别代表的知、不欲、勇、艺，与前述裨谌、世叔、子羽、子产的各有所长，也有一定的呼应关系。简而言之，子产在人才方面的实践，对于孔子形成各有所长、人尽其才的人才观，具有较大的启示作用。

（三）仁治主张

在前文述及的子产“不毁乡校”之事中，孔子以“仁”定位子产。这就是说，子产对郑国的治理，具有仁治的色彩，这一点，对于孔子思想的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据《论语·颜渊》篇，颜渊向孔子请教仁的道理，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还进一步请教“复礼为仁”的具体方法，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的这几句话，早已为春秋以降的历代中国人所熟知。在孔子看来，天下归仁，足以代表一种理想的文明秩序。要实现这样的理想状态，就应当实行仁治。要实行这样的仁治，就需要约束自己，让自己的各种行为（包括视、听、言、动）符合礼的要求。

礼与乐不可分。周公制礼作乐，分别以礼和乐安顿人的外在世界与内心世界，由此造就、开创了西周的礼乐文明。所以，礼治也可以更为全面地理解为礼乐之治。按照周公的设想，礼乐之治足以代表一种理想的治理方式与治理状态。在春秋晚期，孔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强调礼治或礼乐之治的目标在于仁治。在《论语·八佾》篇中，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就彰显了仁与礼的关系：人的行动应当遵循、符合礼的要求，但是，如果背离了仁的方向和原则，礼与乐都可能异化。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将仁作为礼乐之上的更高的标准或准则，应当以仁治引领礼治或礼乐之治。对于仁治与礼治之间的这种关系，我在《中国法理学史》第一卷中有比较细致的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简而言之，仁治足以代表孔子的政治主张。然而，如果要追问这个主张的由来，那么，子产的一生所代表、所展示、所实践的仁治，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孔子仁治主张的历史根源和实践来源，体现了子产对孔子思想产生的影响。

有些道理，

离开课堂多年才真正听懂；

有些教诲，

走过一段人生才读出其中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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