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11日，日本东京，盟军占领当局的军人来到东条英机住宅外，准备执行逮捕命令。这个曾任日本首相、陆军大臣，并主导太平洋战争扩大的人，已经清楚知道，战争结束后等待自己的不会是体面的退场。
院门紧闭，卫兵在外把守。东条英机没有立即开门，而是从二楼窗户露面，试图拖延时间。逮捕人员向他出示命令后，他退回屋内，拿起手枪，对准胸腹部开火。
枪声响起。
但这一枪没有击中心脏。子弹从心脏附近擦过，造成严重伤势，却没有立刻夺走他的性命。东条英机倒在椅子上，身边还有家人和随行人员。有人询问他的情况，他虚弱地表示，不愿作为战败者接受审判。
这句话听起来强硬，实际却暴露了他的恐惧。东条英机不是不知道战争会带来什么，而是不愿让自己站到被审问的位置上。曾经由他签署、批准或推动的军事行动，终于不再只是文件上的命令，而要转化为法庭上的证据。
盟军没有让他死去。军医赶到后，立即对其进行救治。东条英机一度请求医生帮助自己结束生命，但这一要求被拒绝。救治工作持续进行，他接受输血和药物治疗，身体逐渐稳定下来。
有意思的是，这场失败的自杀反而让他失去了最后一条逃避审判的道路。盟军要的不是一个已经死亡的战犯，而是一个能够在法庭上回答问题、承担责任的被告。东条英机被送往医院后，经过数周恢复，随后转入巢鸭监狱。
在监狱中，他的外表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照片里的东条英机，常戴军帽，神情严厉，带有典型的军人姿态。受伤之后，他行动迟缓，胸腹部留下枪伤痕迹，面对医生检查时也不再具有往日的威势。
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东条英机作为甲级战犯被起诉，罪名涉及发动侵略战争、违反战争法规以及对战俘和被占领地区民众实施暴行等方面。他在法庭上试图强调自己的职务责任和国家立场，但这些辩解无法抹去战争决策留下的事实。
巴丹死亡行军，是审判中受到关注的事件之一。1942年菲律宾巴丹半岛守军投降后，大量战俘在缺乏饮水、食物和医疗保障的情况下被强行押送，途中出现大规模死亡。泰缅铁路修筑期间，战俘和劳工也遭到残酷役使，许多人死于饥饿、疾病和过度劳累。
这些罪行并非单一士兵的临时失控，而与日本军部长期形成的对外扩张政策、军队内部的暴力管理和对战俘权益的漠视密切相关。东条英机身为政府和军队的重要负责人，难以推卸政治与军事上的领导责任。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出判决，东条英机被判处绞刑。与他一同被判死刑的，还有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和武藤章。南京大屠杀相关责任人的审判，则在中国境内另行进行。
判决之后，东条英机继续被关押在巢鸭监狱。临刑前，他接受了例行看守和宗教仪式，也吃了一顿由监狱准备的饭。资料记载，他当时胃口不佳，还向看守人员要了一支烟。细节越平常，反而越能看出死刑临近时的压迫感。
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被押往刑场。关于行刑过程的具体细节，不同记录存在差异，尤其是持续时间、面部表情等，不宜全部当作完全确定的事实。不过，多份当时资料和影像说明，他在走向绞刑台时表现出明显紧张，双腿发颤，需要工作人员搀扶。
黑布蒙上头部后，他的身体仍显得僵硬。绳索套上，踏板被拉开，行刑随即开始。有关照片和文字记载中，他脸上留下泪痕，这也是“临刑前泪流满面”说法的主要来源。泪水并不能改变判决，更不能抵消侵略战争给平民、战俘和被占领地区造成的伤害。
东条英机的遗体后来被火化，骨灰处理方式由盟军方面决定，并未按其意愿安葬。一个曾经掌握军政权力的人，最终没有以将领身份走完人生，而是在战败后的审判体系中，被作为战争责任人执行了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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