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六，深夜十一点。
我蹲在客厅茶几跟前，手里攥着两条烟。贾冬生说这是犒劳，让我带回家抽。
老婆已经睡下了。
客厅没开大灯，就一盏落地灯亮着，光线昏黄昏黄的。
我撕开第一条烟的透明纸，手指头一捻，感觉不对。
烟盒里没有烟，卷着一沓钱。
我把钱抽出来，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手指头开始发麻。
不多不少，正好是我这半年输掉的数。
我喘了口气，又把第二条烟拆开。这一回，手指头彻底不听使唤了，抖得烟盒都捏不住。
01
三年前那个秋天，贾冬生把我叫进办公室，倒了杯茶，递过来，笑眯眯的。
“老周，坐。”
我坐了。他绕到办公桌后头，翻出一份合同，推过来：“铭远公司那个配件项目，今年要续签了。蔡总你知道吧？”
我知道。蔡建民，铭远公司的采购总监，每年在我们厂拿走的订单，顶得上半个销售科。
“蔡总这人，别的爱好没有，就好打打牌。”贾冬生眯着眼，手指头在桌面上弹了弹，“你牌技不错，我听老董说过。下周五他组了个局，你去，陪他打几圈。”
我犹豫了一下：“科里那么多年轻人……”
“年轻人？”贾冬生笑了，“年轻人毛躁，在牌桌上压不住。你稳当，去合适。”
他把茶杯往我这边推了推：“就陪个牌，又不上刀山下火海。回头签了单，你的难处，我心里有数。”
话说得滴水不漏。我踌躇了一会，点了头。
那会儿我还没意识到，这一点头，把往后三年都搭进去了。
周五晚上，贾冬生开车载我到了城东一家茶楼。
包间里烟气缭绕，牌桌已经支好了。
蔡总五十来岁的样子，剃个平头，笑起来眼角的褶子很深。
他看见我，伸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小周是吧？老贾提过你。坐吧。”
蔡总的牌技不算好，但打得很稳，很少大输大赢。我原本想着少输当赢，意思意思就得了。可第一圈下来，我发现自己想错了。
蔡总打牌有讲究。他不看牌面，看人。
他有几句口头禅。“这牌打得急什么？”
“你走那么快干嘛？”
“再想想，再想想。”听上去像是在说牌，实际上句句都在探你的底子。我硬着头皮打了三圈，故意放了两次水，输了两千。
收桌的时候蔡总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小周这人，靠谱。”
贾冬生在旁边笑：“那可不？我的人。”
回程的车上，贾冬生没怎么说话。到了我家楼下，他才摇下车窗，扔过来一句话：“下周五还有一场，你准备准备。”
准备什么？他没说。我也没敢问。
那年我刚满三十四岁，儿子上小学三年级，徐玉梅在厂办做统计。
家里开销不小，两千块对我来说不是小数目。
可我想着，陪领导打几场牌，把订单拿下来，年底奖金多少能补回来。
我没想到的是，这牌一打，就是整整三年。
02
头三个月，我输了将近四个月工资。
蔡总组局的频率不高，一个月两三次，但每次输完了，我心里都堵得慌。贾冬生看在眼里，隔三岔五地拍拍我肩膀：“你的付出，上面看得到。”
这话说多了，就不值钱了。
那阵子我回到家，徐玉梅问我怎么老黑着眼圈。
我说加班，她就不问了。
可半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头翻江倒海的，说不清是心疼那些钱，还是心疼自己这腰板弯得越来越顺溜。
真正让我后背发凉的是第四个月的事。
那天晚上下班回家，徐玉梅坐在客厅里看电视。茶几上放着一碗已经放凉的汤，是我的那份。我换鞋的时候，听见她说：“卡里少了六万八。”
我顿了一下：“嗯，跟客户应酬，花了点。”
“什么应酬能花六万八？”她的声音平平的，眼睛还盯着电视，“你一个月挣多少，心里没数吗？”
我没接话，进了卧室。关上门的瞬间，我听见她轻轻叹了口气，那口气拖得很长，像一根针扎在我的脊背上。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再说话。
事情过去后的第三天，我回到家，看见床头柜上放着一张银行卡，卡下面压着一张字条。
徐玉梅的字迹，工工整整的：“学费已经凑齐了。以后打牌，你觉得值，你就打。但别跟我说。”
我攥着那张卡坐在床沿上，坐了很久。
她说“别跟我说”，不是不管我，是不想再吵了。
她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事揭过去了，一分钱都没逼我。
可正因为她没逼我，我心里越发难受。
那阵子我经常在楼下车里坐一阵才上楼，抽根烟，发发呆，然后才推开车门。
第四个月的最后一场牌，我又输了三千。
散场后贾冬生送我回来，临下车他拍了拍我：“别想太多，到时候有你的。”
我站在路灯底下，看着他的车尾灯消失在巷口，想了很久他说的“到时候”是什么时候，但怎么也想不明白。
03
流言这东西，传起来比风还快。
不知从哪天起，厂里开始有人背后议论，说周黎昕是靠陪老板打牌才保住销售科的位置。
有一回我去食堂打饭，隔壁桌的人在说笑。
我没听清他们说了什么，但看见其中一个人朝我这边努了努嘴。
我没作声，端着饭盒找了张角落的桌子坐下。
事情真正闹大，是从徐玉梅那边开始的。
那阵子我去接她下班，在厂办门口听见两个女同事在聊天，说“你说那个周黎昕，家里欠了多少赌债啊？他媳妇儿天天跟个没事人似的，也是能忍”。
我站在墙根后面，等她们走远了才出来。
回到家里，徐玉梅正在厨房炒菜。油锅滋滋响，她背对着我，说了一句：“外头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
我站在厨房门口，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知道她信我。
可这恰恰是最让我难受的地方。
她是信我这个人，可我自己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事。
说好听点叫应酬，说难听点，我就是在拿自家的血汗钱，去填一个看不见底的窟窿。
那阵子我动了退出牌局的念头。
我找了贾冬生一回，在他的办公室里。我把门带上，说：“冬生，这个局，我想撤了。”
贾冬生正在翻报表，闻言抬起头，看了我两秒钟。然后他放下笔，往后一靠：“坐，给你讲个事儿。”
他讲的是他年轻时候的事。
二十多年前，他还是个跑腿的业务员，跟着领导陪客户打牌，一连输了五年。
“那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才四百多，一场牌输掉一千，回去连觉都睡不好。”他点了一根烟，“可是后来呢？那个客户认我，单子都给我。我住上了楼房，你看现在。”
他弹了弹烟灰，冲我笑了一下：“能输得起的人，才配赢得起。”
我盯着他茶杯里沉浮的茶叶片子，心头堵得慌。
他说得好像很有道理，可我知道他在偷换一个东西：他输的是他自己的钱，而我输的是我自己的钱，他的“后来”，是用我的“从前”垫的。
但当时我没想明白这些，或者说，我想明白了，但没敢接话。
末了，我只说了句：“我考虑考虑。”
贾冬生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老周，你是个明白人。”
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听见他在后头喊了一句：“下周五，还是老地方。”
那天晚上我没回家吃饭，一个人在厂门口的小面馆坐了半天，面也吃不下，就看着碗里的热气慢慢没了影。
04
真正让我惊醒的，是入冬以后那个晚上。
那晚牌局散得早，蔡总有事，提前走了。
贾冬生喝了不少酒，走路都有点晃。
我扶着他下楼，在停车场里，他忽然拉住我的胳膊，红着眼珠子瞅着我，嘴里的酒气直喷过来。
“老周，你说，我待你怎么样？”
我说：“行。”
“那你知道我为啥一直让你坐那张桌子？”
我没吭声。
他松开我的胳膊，靠在车门上，仰着头看了半天天花板，忽然笑了一声：“你以为蔡总是图跟你打牌解闷儿？你错了。”他伸出两根手指头，比了比自己的眼睛，“他是在挑人。他手底下缺一个能扛事的，他看你行不行。输钱算什么？输钱是投名状。”
我记得我当时愣在原地，脚底像生了根。原来我这三年的功夫，是投名状。原来蔡总看的不是牌，是我这个人还能不能压住。
“你是在替我输。”贾冬生醉醺醺的，拍了拍我的脸，“你替我输了这三年，我都记在心里。等我起来，不会亏待你。”
他说完这句话，拉开车门就进去了。
我站在冰凉的水泥地上，脑子嗡嗡响。
我一直以为自己在陪公子读书，现在才知道，我本身就是那张桌上的筹码。
那晚我没回家，在车库里坐着，直到天亮。
车窗外的天色从黑变成灰，又从灰变成白。
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着贾冬生那句话，想起蔡总在牌桌上看我的眼神，想起徐玉梅压在床头柜底下的那张银行卡，想起儿子越来越沉默的样子。
东风货车一辆接一辆地从厂门口驶过，挡风玻璃上映着昏黄的灯。
我心里忽然浮起一个念头：如果蔡总看中的是“能扛事的人”，那他看中的到底是我的本事，还是我的好欺负？
这个问题，我当时没想明白。但我隐约觉得，这个局的水深，恐怕比我想象的要深得多。
05
腊月二十六，厂里已经放了年假。
就在放假的头一天，蔡总的订单签下来了。
三年以来最大的一笔，够销售科吃半年的。
签字那天我站在会议室里，贾冬生当着一屋子人的面表扬我：“这笔单子，老周头功。”
大家鼓掌，我点头，陪着笑。
散会以后，同事们把办公桌擦了又擦，陆陆续续走了。我落在最后头，正在锁抽屉，听见身后有人喊我。贾冬生站在办公室门口，朝我招招手。
我走过去。他什么也没说，从自己的公文包里掏出两条烟，塞到我手里。“你辛苦了，回去抽。”
我愣了一下。他从来没给我递过烟。他的习惯是拍我肩膀，说“辛苦”，然后转身走人。这两条烟递过来，我一时不知道接还是不接。
“拿着。”他把烟往我怀里又一推，“这个年过好。你媳妇儿那学费，别愁了。”
他走了。我站在走廊里，捏着那两条烟，心里忽然有点发烫。说到底，他还是记着我的。
那天傍晚我回到家，徐玉梅正在擀面。
儿子在里屋写作业。
我把两条烟放在茶几上，喊了一声：“科长给发的。”她回头看了一眼，没说话，又低头擀面去了。
吃完晚饭，她带着儿子去洗脚。我一个人坐客厅里，拆了第一条烟。
透明纸哗啦一声扯开，我翻开烟盒的口，里头不对，硬邦邦的。我拿手一捏，没有一根烟卷。倒出来的是一沓钞票，用皮筋扎着。
我手指头有点哆嗦，把钱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
那数字我不需要数，因为我在心里数了不下几十回。
三年来的每一次，我都有一本账。
这一沓钱，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我握着那沓钱，坐在沙发上发了好一阵呆。
贾冬生记着呢。他心里有数。那一刻我甚至有些说不出的酸楚，这些年受的委屈，在这一沓钱面前好像突然有了个交代。
可人这东西，偏不让我安生。
我歇够了，把烟盒叠好，又拆第二条。这一条烟明显比第一条重一些。我捏了捏，感觉里头有张纸片子。我把烟盒的口掰开，抽出那张纸，展开。
是一张复印的表格，上头密密麻麻列着几行数据。
每一行，都是贾冬生从蔡总那边项目款里拿回扣的账目明细。
时间、金额、项目名称，列得清清楚楚。
最上头有一行手写的字，笔迹潦草，是贾冬生的字：“蔡总，这单的水位不抬三个点，我们就不好看了。”
我的手指头抖了起来，抖得那张纸哗哗响，半天合不上嘴。
06
我坐在沙发上，很久没有动。
客厅里的灯嗡嗡响，茶几上摊着那沓钱和那张纸。
徐玉梅带着儿子睡下了，里屋传来均匀的呼吸声。
我像一根木头似的坐着，脑子里转过无数个念头，又一个个地打消。
贾冬生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个？
如果是要拉我下水，他不会把钱和账目放在一起。
如果是要封我的口，他就不会让我知道这些。
那这两样东西放在一个烟盒里，只有一个解释：他在试探我。
看看我拿了钱，会不会把那页纸当回事。
可话又说回来，他不怕我把账目捅出去吗？
我想不明白，攥着那张纸坐不住，起身抓起外套就出了门。到了楼下，我掏出手机，给董永平打了个电话。
董永平是我老同学，在车间做技术员，也是当初介绍我进厂的。电话响了三声他就接了，声音带着被吵醒的黏糊：“谁啊……这个点儿了……”
“永平，是我。你起来，我上你家去一趟，出事了。”
那头沉默了两秒钟，然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动静。我骑着电动车赶到他家，他已经泡好茶坐在客厅里等我了。我把那条烟和那张纸放在他面前。
他脸上的表情先是疑惑，然后凝固了。他放下茶杯，把那页纸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末了他抬起头：“你等一下。”
他进了里屋，翻了一阵，拿着个笔记本出来。他插上读卡器，敲了几下键盘。我凑过去一看，他在翻自己的邮件记录。
“去年十月份，蔡总让人给我发了一封加密邮件，说如果以后出什么事，让我把这个给你。”他手指停在屏幕上一行字上，“他说你是个聪明人，看得懂这里头的东西。”
邮件下面附着一个下载链接。董永平点开，是一段视频。
画质不算好，应该是监控摄像头拍的。
背景是蔡总办公室的会客沙发。
贾冬生侧身坐着，手里拿着一沓纸晃动。
画面上他的脸不太清楚，但声音很清晰：“蔡总，这些账目我要不是压着，早有人递到集团去了。你给我抬三个点，大家省事。”
画面里蔡总接了话，语气挺平：“老贾，你胃口不小。”
“胃口是胃口，本事是本事。这三年，我帮你把那两个钉子拔了，你也该松松手了。”
视频到这里就断了。
我坐在板凳上，后背心浸出一层冷汗。
原来贾冬生拿着蔡总的把柄，已经要挟了不止一回。
原来蔡总给我的那条烟，不是在犒劳我。
董永平把电脑合上，看着我：“老周，这事你打算咋办？”
我没回答。
我的手还在抖，抖得茶杯都端不住。
蔡总的存储卡，贾冬生的账目单，两样东西一左一右地摆在我面前，像一条岔路口，逼着我选一个方向走。
可那晚我坐在董永平家里，看着窗外的月亮从树梢升到天中央，始终没想明白：我该走哪条路？
07
第二天上午，我给贾冬生打了个电话。
“冬生，出来坐坐吧，老地方。”
他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下：“哪个老地方？”
“老厂区东头那个茶馆。”
他笑了：“那破地儿还有人去？行吧，你等着，我一会儿到。”
我挂了电话，出门前把那张账目单折好，揣进了内袋。
徐玉梅站在门口，看了我一眼，没问什么。
她的目光落在我胸口的衣袋处，好像察觉了什么。
我走出去两步，她忽然喊了一声：“周黎昕。”
我回过头。她说：“不管出什么事，你没犯法就行。”
我冲她笑了笑，转身走了。
茶馆还是老样子，木桌子，铁皮暖壶，水汽混着茶香。我找了靠窗的位子坐下，叫了一壶铁观音。茶还没上来，贾冬生就到了。
他穿着件藏蓝的羽绒服进来，坐我对面，掏烟：“这地方好些年没来了。”
“冬生，”我把茶壶往他那边推了一下，“烟的事，咱们掰扯掰扯。”
他点烟的手顿住了。
“你给我的两条烟，”我说，“一条里头是钱，一条里头是这个。”我把那张折好的账目单从内袋里掏出来，平摊在桌面上。
茶馆里很安静。隔壁桌一个老头在刷手机，声音外放。贾冬生盯着那张纸，喉结动了动，脸上的表情像被人摁住了脖子，喝了口茶，没立刻说话。
沉默了很久，他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你什么意思？”
“我一个跑业务的，能有什么意思？”我把茶水续上，“这三年，我输了多少钱，你心里比我有数。你拿我当投名状去换蔡总的大单，这事我认了。可你拿我当刀使，去捅蔡总的窝，这事我不能装作不知道。”
贾冬生的脸真像被人扇了一巴掌，从红到白，又到青。他压低声音：“周黎昕，你是不是疯了？”
“我没疯，我醒过来了。”我站起来，把那张纸折好，放回口袋里，“冬生，这局我替你跪了三年。今天起，我不坐那张桌了。钱我收了，账我看了，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朝门外走。走到门口时，身后传来他的声音，带着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讪意：“老周，你给我句实话，这账目单你看了，打算怎么着？”
我没有回头：“我不打算怎么着。我是来告诉你：从今往后，别拿我当棋子了。”
我走在街上的时候，风迎面扑过来。阳光很淡，照在人身上没什么温度，但我心里头那块压了三年的石头，好像松动了那么一点。
08
过完年，我主动约了蔡总打了一场牌。
还是那家茶楼，还是那张桌子。蔡总一进门就笑了：“小周，好久没见你约我。”
我说：“想跟您告个别。”
蔡总挑了挑眉，没多问，脱了外套坐下来。牌码好了，茶水倒上了，他忽然开口：“老贾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忙着呢。”
蔡总没再问下去。牌局开始，我们打了一个多小时。那一回我没有放水，一局一局实打实地打，打了四圈，赢了他三千。
收牌的时候蔡总点了根烟，靠在椅背上看着我笑：“你牌技一直很好，前几年委屈你了。”
我没答话，默默理着牌。他忽然收了笑：“小周，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你能从那个局里抽身出来，说明我这双眼没看错人。”
他顿了顿，又说：“那封举报信，你别急着发。”
我捏着牌的指尖顿住了。
蔡总把烟掐灭，起身披上外套：“这个局里，没有谁是干净的。你守好自己那摊子，比什么都强。”他走到门口，回身看了我一眼，“你输的那些钱，老贾该还你的，已经还了。我这边……也算你一份人情。”
门关上了。茶楼里安静下来，只剩下暖壶里的水咕嘟咕嘟响。我独自坐了一阵，看着蔡总杯里剩了半盏冷茶。
我忽然想明白了：蔡总给我发那张存储卡，不是信任我。
他是借我的手吓唬贾冬生，让贾冬生知道有人盯上了那块蛋糕。
我在这场局里，从头到尾都是他用来钉钉子的一把锤子。
只不过，这把锤子还算趁手。至少我自己选了举起它的方向。
那晚回到家，徐玉梅还没睡。她坐在客厅里，茶几上放着两碗热汤。她见我进门，站起来，把汤端过来一碗：“外面冷，先捂捂手。”
我接过碗，热气扑在脸上。
我没有告诉她我今天赢了钱，也没告诉她我去见了蔡总。
但她的手背轻轻蹭了一下我的手腕，那一下的温度，比任何话都有分量。
那天夜里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地想蔡总那句话：“那封举报信，你别急着发。”他不让我发，是因为他自己惹不起贾冬生背后的那摊子，还是在给自己留着退路？
我睡不着，披了件衣服，又从衣柜里摸出那条存储卡，看了一会儿，又放回去。
信我不写。但卡我留着。
09
三月，计划不如变化。
厂里例行审计，财务科翻账。
销售科这两年走的大额项目款被挑出好几笔问题，最显眼的就是铭远公司那笔。
审计组的人进驻第二天，就在会议室里开了一上午的会。
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我正在车间仓库盘点库存。董永平跑来，压低声音跟我说：“老周，出事了。贾冬生被叫去谈话了。”
我嗯了一声，手里的货单没停。
“你不去看看？”他有点急，“听说他们找到了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他开始吞吞吐吐：“好像是……一张复印件。有人寄到审计组长那儿去的。”
我的笔顿了顿，又接着写。那张纸我见过，一模一样的纸，我把原件锁在了银行保险柜里。可复印件是谁递出去的？
董永平有嫌疑。蔡总也有嫌疑。
我一整天心不在焉，下班后也没回家，坐在办公室等着。一直到傍晚六点多，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我抬头一看，贾冬生站在门口。
他老了。
就那么一天的工夫，整个人像被抽走了什么东西，眼眶子也陷了下去，头发也毛了。
他靠在门框上看着我，好半天才开口：“老周，你干的？”
我说：“不是。”
他盯着我看了好久，嘴角动了动：“是不是都无所谓了。反正……牌局散了吧。”
我站起身：“冬生，那笔钱的事，我从来没往外递过一个字。你信也好，不信也好。”
他没再说话，转身走了。
他的背影在走廊的白炽灯底下拖出一道长长的影子。
我看着那道影子消失在楼梯口，心里五味杂陈，说不上痛快，也说不上难受。
那天夜里我坐在家里阳台上抽了半包烟。徐玉梅走过来，坐在我身边的藤椅上，什么也没问，就这么陪着。
沉默了很久，我开口：“你说，一个人要是被自己身边最信的人坑了三年，他该咋办？”
她说：“那要看他还想不想在那个人身边待了。”
我没接话。
第二天，厂里正式通报：贾冬生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离销售科，接受调查。
铭远公司的项目由新来的主管接手。
蔡总那边什么动静也没有，打电话过去，一切如常。
但我知道，那张牌桌，才是真的散了。
10
四月初，柳树发了芽。
我递交了内退申请。领导再三挽留：“老周，你还有几年才退，不急在这一时。”
我说：“牌打腻了，想下去歇歇脚。”
他没再劝。
手续办下来，用了不到一个星期。
最后一个工作日，我把办公桌收拾干净。
抽屉里头的东西不多，一叠旧台账，一副同事送的茶具，还有两包没开封的烟。
我拿个纸箱装上，路过销售科办公室时，新来的主管正在布置任务。
我抱着一纸箱东西走出厂门。
徐玉梅在门口等我。她没问我为什么出来这么早，只是伸手把我怀里纸箱接过去一半，挎在胳膊肘上。我们并排走了一段路，走到河边。
风挺大，吹得柳条斜斜地飘。河岸上有人在放风筝，一个老大爷，手里牵着线轴，仰着头望着天。那只风筝飞得挺高，在云底下忽远忽近地晃。
我站在河堤上，看了好一会儿。
徐玉梅站在我旁边，忽然说了一句：“你手不抖了。”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那天拆烟时抖得连烟盒都捏不住的手，如今安静地垂在裤缝边，稳稳当当地。我攥了一下拳头，又松开。
“该抖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她从纸箱里翻出那两条空烟盒，看了看，没说话，又放回去。
我最后一次想起那条存储卡，是傍晚回到家收拾东西的时候。
我从衣柜顶层把那个铁盒子拿下来，打开，里头躺着两张空烟盒，一张存储卡，还有那沓钱。
铁盒子重新锁上，我把它放回柜顶。这一回，我没再回头多看一眼。
窗外，那只风筝还在天上飞，迎着风，飘得很远。
我站了一会儿，转身，桌上的汤已经热好了。她端着碗站在厨房门口，冲我轻轻扬了扬下巴。
我走过去，端起那碗汤。热气扑上来的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活了半辈子，这一口才叫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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