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16日，上海传出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消息：陈赓因病逝世，年仅58岁。消息传到北京和广州时，许多与他并肩作战多年的老同志都沉默了。这个在战场上机敏果断、平日里又爱说笑的人，竟然突然走到了生命尽头。

陈赓的离世之所以令人震动，不只是因为他的职务和战功，更因为他身上带着一种少见的亲和力。他能在枪林弹雨中指挥部队，也能在紧张工作之余，用几句玩笑把身边人的情绪调动起来。这样的性格，使他在军队和地方都留下了深厚人缘。

周恩来当时正在广州。听到噩耗后，他立即向中央报告，希望陈赓的追悼事宜尽量等自己返京后再举行。几十年革命生涯中，两人有师生情、同志情，也有共同经历生死的战友情，这份关系不是一般上下级之间的交往可以相比的。

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陈赓则是黄埔第一期学员。陈赓后来参加东征，表现出色，周恩来很早便注意到这个行动敏捷、头脑灵活的年轻人。此后，两人的道路不断交汇，从上海地下工作到长征，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防建设，彼此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

长征途中，周恩来身体状况很差，陈赓曾承担护送和照料任务。那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照顾，而是在行军、转移和敌情交织的环境中，随时要防备意外。陈赓熟悉周恩来的脾气，知道什么时候该劝，什么时候必须坚持，这种默契是在一次次险境中形成的。

建国之后，陈赓承担的任务发生了变化。抗美援朝结束后，他没有停留在过去的战功上，而是投入军事工程和国防教育建设，主持筹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哈军工。

办一所现代化军事院校，缺的不只是校舍和设备，更缺专业人才、课程体系与长远规划。陈赓为此多次找周恩来汇报，谈学校建设、师资调配和技术力量。有人回忆，他办事有一股“缠”劲，认准了目标便反复争取，绝不轻易放手。

有一次，陈赓在西花厅等周恩来开会。他得知总理暂时离开会场，便没有走，而是拿着材料继续等候。周恩来出来后，他直接递上报告：“总理，这件事还请尽快批示。”周恩来笑着说：“你连这个地方都能找到，真是会办公。”

这类小事，正能看出两人的相处方式。周恩来了解陈赓的直率，也知道他不是为个人争待遇，而是急着把学校办起来。陈赓敢于当面催促，周恩来也愿意认真听取，这种工作关系背后，是多年信任积累出来的坦诚。

周恩来在广州得知陈赓去世后，又想到了陈锡联。电话打过去时，他对陈锡联说：“陈赓同志突然在上海病逝了，你们关系很深，你先去北京，帮助料理丧事。”

这句话并非临时安排。陈赓和陈锡联既是老战友，也是亲属。两人早年在革命队伍中相识，后来又在延安中央党校共同学习。一个性格爽朗，喜欢打趣；一个沉稳少言，却并不木讷。共同的战斗经历，让两人逐渐成了可以托付事情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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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的亲近，还通过王根英延续下来。王根英是陈赓早年的妻子，1939年在日军突袭中为保护党内文件和公款牺牲，年仅33岁。她的妹妹王璇梅后来与陈赓取得联系，陈赓一直把这个妻妹当作亲人，关心她的学习和生活。

1949年前后，陈赓将王璇梅介绍给陈锡联。陈锡联此前的妻子已于1948年病逝，独自抚养孩子。陈赓熟悉两人的性格和为人，因此愿意出面撮合。王璇梅与陈锡联相识后成婚，两家由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亲属。

陈锡联接到电话后，很快从沈阳赶往北京。此时他不仅要处理亲属关系，更要协助傅涯料理陈赓的后事。一个是并肩多年的老战友，一个是妻妹的丈夫，这份奔赴北京的安排，带着组织上的信任，也带着私人情感上的责任。

3月19日，首都中山公园中山堂设灵，许多人前往吊唁。陈赓的遗像悬挂在灵堂中央，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送来花圈。前来告别的同志中，有不少人曾与他在黄埔、鄂豫皖、长征和解放战争中共同经历艰险。

3月25日，陈赓的公祭大会举行。周恩来从广州返京后，直接赶往中山公园参加公祭。徐向前等老战友也来到现场，面对这位熟悉的伙伴，许多人仍然难以接受他的突然离去。

罗瑞卿在悼词中称陈赓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子弟”和“亲密战友”，指出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人民解放军的一大损失。悼词里的每一句话，都对应着陈赓经历过的战争与建设，也对应着一个时代留下的共同记忆。

公祭结束后，陈赓的骨灰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多年以后，家属遵照安排，将骨灰迁回湖南湘乡，与王根英、傅涯安葬在一起。周恩来返京后亲笔题写“陈赓同志之骨灰”，邓颖超将题字转交给傅涯。那几张字不长，却承载着一位老战友对另一位老战友的深切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