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16日，上海一处疗养住所内，陈赓心肌梗塞再次发作，傅涯守在他的身边，等候医护人员赶来。剧烈疼痛中，这位久经战阵的将领没有谈战事，也没有交代工作，只对妻子说：“我有两件事怕你承受不起，一是我要死了，二是你更年期过不好，头发会一下子白了。”
话说得像玩笑，场面却一点也不轻松。傅涯把脸转向一旁，不愿让陈赓看见眼泪。陈赓发现后，还故意问她：“你怎么不看我？”她重新转过脸，紧紧握住他的手。抢救持续了一段时间，仍没能挽回陈赓的生命。
这句临终前的话，之所以令人难忘，并不只是因为其中有悲痛，更因为它符合陈赓一贯的性格：越是艰难，越爱用几句轻松话替身边人挡住压力。可在这次病发时，他真正担心的，显然不是自己，而是傅涯往后的生活。
两人的婚姻，起点并不顺利。傅涯的兄长傅森曾与国民党方面有牵连，组织审查后，起初不同意陈赓与她建立恋爱关系。陈赓没有争辩，也没有另作选择，而是依约等待。这个等待，前后持续了三年。
1943年，傅涯随抗大总校文工团到一二九师演出《孔雀东南飞》。台上演到悲剧情节时，她流下眼泪；台下的陈赓望着她，也红了眼眶。这一幕被邓小平看见。演出结束后，邓小平向有关方面说明，家庭关系不能简单等同于个人立场，傅涯本人是经过组织考验的共产党员。
不久，婚事获准。陈赓得到消息后，立即催促傅涯返回。她当时还在随团演出，陈赓却等不及了。刘伯承正在研究军事情报，他连续报告“傅涯来了”，直到刘伯承明白过来，才笑着让他赶紧去做新郎。
这段感情的前缘，还牵着另一个牺牲者。陈赓的第一任妻子王根英，1939年3月8日在反“扫荡”斗争中牺牲。她与陈赓早在1922年年底相识，一个来自湖南，一个是上海纱厂工人。两人最初谈论的不是儿女情长，而是革命道路和工人、农民在斗争中的作用。
王根英文化基础较弱，却很重视学习。她参加夜校，带着女工一起识字、听课。陈赓与她常因观点不同争论，争着争着，感情也在日常相处中生根。一次，他写下“我爱你”的纸条，没想到被王根英贴到了墙报上，弄得陈赓十分尴尬。
陈赓向来直率，尴尬归尴尬，并没有退缩。王根英却提出要等几年，等自己把文化补起来再谈婚事。后来在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的劝说下，两人才走到一起。婚后聚少离多，王根英牺牲时，陈赓正在外地作战。那封电报送到手中时，他受到的打击很深。
傅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陈赓，是在抗大总校文工团取道具时。几名女演员围着他听战斗故事，陈赓讲到会昌战斗，提起自己曾一度想到过牺牲，但又觉得年轻，活着还能继续奋斗，于是选择装死脱险。
傅涯看中的，并非一个单纯会讲故事的将领。她注意到陈赓的坦率、幽默，也知道他在危险环境中经受过考验，更明白他始终没有忘记王根英。陈赓后来向她表达心意时，傅涯没有立即答应，只说要处理好过去的感情关系，还提出再考虑三年。
陈赓答应了。三年里，两人以书信往来，谈工作，也谈各自的处境。陈赓没有催逼，更没有把私人感情摆到组织工作之前。对傅涯而言，这种守约比漂亮话更有分量。
婚后，陈赓曾向傅涯作出三点承诺：尊重她的革命事业，不把她调到自己身边做秘书，并且一生珍惜这段婚姻。回到延安后，两人分在党校一部和二部，中间隔着一条河。傅涯忙于工作没有回家时，陈赓便带人站在河边喊她的名字，久而久之，成了党校里人人熟悉的一幕。
陈赓有写日记的习惯，写完后交给傅涯保存。行军途中，傅涯把日记本包了一层又一层，遇到雨水浸湿，便逐页晾干。那些文字记录了陈赓不在她身边时的经历，也成了她理解丈夫的重要凭据。
新中国成立后，陈赓先后承担军队和教育方面的重要工作。1952年，他受命筹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为办学四处奔波，长期超负荷工作，身体逐渐恶化。即便有人建议把傅涯调到身边照料，他仍然拒绝，因为那会违背自己当年的承诺。
1961年，陈赓赴上海疗养。傅涯同时承担了解上海市委组织工作的任务，每天早出晚归。陈赓不愿她只守在住所里，得知工作尚未安排妥当，便亲自联系有关方面，要求给傅涯安排具体任务。
3月15日，傅涯外出工作前，陈赓叮嘱她带雨衣，还问能否早点回来，给自己做一碗红肉丝面。那是他少有地提到生日。第二天凌晨，病情突然恶化，傅涯赶回后，便一直陪在他身边。
陈赓去世后，傅涯整理遗物，并开始为丈夫保存和补充历史记录。她与穆欣等人走访老战友，逐份核对材料，整理日记，1982年，《陈赓日记》出版。她还长期照料王根英的母亲，直到老人去世。
2010年1月4日，傅涯病重时对陈知非说，自己去世后，不要与陈赓合葬，应让陈赓和王根英合葬。陈知非没有忘记这句话。后来，陈赓、傅涯的骨灰以及王根英的遗骨，一同被送回陈赓故乡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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