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江苏阳澄湖一带，刘清和几十名负伤的新四军官兵没有随主力转移。枪声越来越近，药品和粮食都十分紧缺，留下来养伤，实际上等于把自己置于敌伪军的搜捕之中。
这支队伍的处境，后来被文艺作品写成了“芦荡火种”。但真实情况远比戏剧复杂。伤员既要躲避日伪军，也要防备国民党顽固派的盘查，还要依靠当地群众传递消息、寻找药物。
当时，刘清是这批伤员中职务较高的一人。他没有把所有人集中在一处，而是根据伤势分散安置：重伤员藏进群众家中，能够行动的人负责侦察、送信和筹粮。人少，目标反而小；没有电台和固定据点，就靠芦苇荡、村庄与熟悉水路的群众维持联系。
危险很快接踵而来。有的伤员因伤势过重去世，有的在转移途中被捕，还有人为了掩护同志，不得不把敌人引向相反方向。能够坚持下来的，只有三十六人。这个数字后来成为《沙家浜》故事的重要现实底色，却不是舞台上几句唱词能够概括的。
刘清也曾劝大家：“队伍不能散，人在，抗日的旗子就在。”这句话未必是当时的原话，但它准确反映了那段日子的选择：留下来，不是等待救援，而是想办法恢复战斗能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隐蔽休养，部分伤员逐渐能够行动。刘清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在陈毅等人的支持下，以幸存人员为基础重新组织力量。所谓“重新拉队伍”，并不是三十六个人立刻变成一支完整部队，而是以他们为骨干，吸收地方青年，逐步恢复交通、情报和武装活动。
这件事的意义，在于保存了江南敌后抗战的一枚火种。抗日武装能不能站住脚，单靠一次袭击远远不够，还要有群众基础、隐蔽网络和干部骨干。刘清等人的坚持，使这支小队没有在敌人的清剿中消失。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新整编，江南地区的抗日力量也不断调整。刘清后来改名为刘飞，先后在新四军第六师、第一师以及苏中军区任职。部队番号几经变化，人员不断补充，最初那支由伤员保存下来的力量，逐渐成长为较大规模的作战部队。
这条发展线不能简单理解为“三十六名伤员直接变成一个军”。战争年代的部队经常整编、合并、扩充，番号和建制会发生变化。更准确地说，三十六名伤员保住了干部和骨干，随后又依托根据地与群众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能够承担大规模作战任务的部队体系。
刘飞真正成名，还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宿北战役发生于1946年12月，他率部承担牵制和阻击任务，顶住国民党军多次冲击，为主力突破敌军阵地争取了时间。到了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阻击援军同样是关键一环，刘飞部队在高地反复争夺，付出了不小伤亡。
战后，叶飞曾评价这一仗刘飞功劳很大。这样的评价，既来自战场表现，也与他早年在阳澄湖的经历有关。一个能够在兵力最少、条件最差时守住队伍的人，后来面对复杂战局，往往更清楚“坚持”二字意味着什么。
新中国成立后，刘飞先后担任皖南军区、公安部队等方面的领导职务。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中将军衔。任职期间，他重视部队基础工作，曾深入边防和执勤点了解情况，处理公安部队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有意思的是，刘飞后来对“芦荡火种”题材一直十分谨慎。1964年，沪剧《芦荡火种》在北京演出后受到关注，随后京剧《沙家浜》广泛传播，郭建光这一舞台形象也深入人心。刘飞虽被认为是原型之一，却担心个人叙述被误解为争功，因此对回忆材料屡有顾虑。
病休期间，他曾整理阳澄湖时期的经历，留下《血染着姓名》《火种》等回忆材料。这些文字后来成为文艺创作的重要依据，但并没有把功劳集中到个人身上。对刘飞而言，那段历史首先属于牺牲的伤员、掩护他们的群众，以及在敌后坚持斗争的无数普通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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