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的救命恩人，最后死在同门枪口下：军统元老周伟龙输掉的48小时‍|军统|周伟龙|唐生智|戴笠|程潜

1950年6月，台湾新竹的枪声落下时，周伟龙四十九岁。而在此后很长一段年月里，大陆方面流传的却是一个“壮烈”的版本——说他在上海解放前夕与邓季之、李雪华一同遇害于狱中，做了殉难的义士。

真相远比传说难堪：1949年2月6日深夜，他本已订好两天后的机票飞往衡阳，去与程潜、唐生智会合，却在上海的寓所里被保密局一把按住。

从那一刻起，这位军统“十人团”元老、戴笠的过命兄弟，走上了一条从恩人、元勋到“叛将”的不归路。

周伟龙，字道三，1901年生于湖南湘乡，早年在湘军谢国光部当译电员，1926年3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毕业后他分到唐生智的第八军教导师，从独立营排长、连长一路干起，1927年宁汉分裂时已升任宪兵营长，率部驻防汉口。

就在这一年，一个比他小四岁的浙江人在汉口为蒋介石搜集情报，被宪兵部队拘押。狱中，那人以黄埔六期学弟的身份求见周伟龙——这一面，周伟龙不但放走了他，还与这个名叫戴笠的人结成了生死之交。

两人的命运真正扣在一起，是在1929年。

蒋唐战争前夕，唐生智再度联桂反蒋，周伟龙随部驻守信阳。戴笠只身潜入，冒用友人“东方白”的名字夜闯宪兵营，见到周伟龙只说了一句：“唐生智不是中央的对手，没有前途。”周伟龙听完心里一沉——这层窗户纸，他自己何尝没有捅破过。他没有抓戴笠，反而亲自送他出城，辗转送往漯河胡宗南军中，随后暗中策动所部倒戈，与胡宗南里应外合。

战事落幕，周伟龙弃官南下，经戴笠引荐投到蒋介石麾下。1931年戴笠筹建特务处，最早的班底“十人团”中就有他的名字——那时还没有军统这个称号，他是元老中的元老。

周伟龙，资格老，本事也硬，据沈醉回忆，在特务处乃至后来的军统，只有戴笠支使得动他，旁人见了都得让他三分。

有一桩旧事颇能见他的性情：八一三之后沈醉从日租界撤离，把一部电台藏在婴儿车里带出关卡，周伟龙闻讯拍桌大骂，指沈贪生怕死、临阵脱逃，非要逼他折返潜伏，连戴笠都出来打圆场：“你这不是让他们回去送死么？”刚愎至此，可知一般。

周伟龙在军统上海区的得意之笔，是1938年9月30日唐绍仪被刺案——由他拍板，赵理君执行，帮蒋介石除掉了这个与日本接洽的前国务总理。

当年年底，法租界巡捕房蜂拥破门，搜出枪支、密电码和文件，办事处一干人全部落网，戴笠动用最大力量，才以“驱逐出境”的方式把他平安捞出。

1939年他调重庆任军统局书记长；1940年春出任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驻节苏皖交界。他曾带两个营偷袭新四军，遭伏击几乎全军覆没，事后自我解嘲：“我在望远镜中看到了陈毅，要是多带点部队去就把他俘获了。”

1940年11月6日，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亲到柏垫总指挥部与他会商——两个月零几天后，皖南事变爆发。

1942年周伟龙调任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司令，兼中英情报合作所主任，后来又与美方在南岳、上饶、漳州合办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因与美国人处不来，他被解除兵权，送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深造”。1945年2月授陆军少将。

1946年3月，戴笠专机坠毁，周伟龙闻讯立即驱车赶往军统局，要与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一争局长之位——论资历，他不及黄埔二期的郑介民；论亲信，他不及毛、唐。

最终，他铩羽而归，只捞到一个国防部军法执行部第一分部主任。湘乡老屋的照壁上，刻着他自拟的一副对联：“岂是池中物，能兴天上云。”这一回，池中物终究是没能兴云。

然而失意也让他清醒下来。1947年出掌交通警察总局，1948年9月晋陆军中将，眼见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他的公馆里夜夜高朋满座，立法委员李俊龙——中共高级干部李卓然的胞弟——是座中常客，两人有时长谈到深夜。

他先为程潜竞选副总统出钱出力；竞选失败，程潜回湘酝酿起义，周伟龙也悄悄把脚伸了过去：派政工处长易珍回湘联络，停办交警刊物《警钟》，改出有进步姿态的《前进》月刊，又请湘籍进步人士黄克虎坐镇衡阳，与程潜、唐生智保持着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