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咸平二年（999），一场科举放榜，晋江安平的少年高惠连一举登甲科，从此踏入官场。这个生于 972 年、字公溥的读书人，自小聪明敏锐，读书不知疲倦，和师友辩论义理，思路清晰利落，旁人都叹服他脑子转得快。早年跟着长辈回凤岗祭扫祖坟，御史刘文济公一见他，便断言：这孩子将来必定振兴家门。谁也料不到，这位年少成名的才子，最先留下亮眼政绩的地方，便是沅水之畔的龙阳县。
高惠连授官之后，一路从桂州学教授做起，后来到龙阳当县令。王安石给他写的墓志铭里短短一句 “宰邑龙阳，政教累闻”，看着轻描淡写，背后却是实打实的一番作为。宋代的龙阳，水乡湖泽遍地，民风混杂，地方教化常常难推展开。高惠连来了之后，不单盯着收税断案，格外看重文教。他兴办学校，劝百姓读书明理，县里教化风气一天天变好，好消息不断传到州府。治理县域，他办事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繁杂公务到他手上都能理顺。也正是龙阳任上这份拿得出手的政绩，让他的才干被朝廷看见，为他往后长达五十余年的漫长仕途铺好了台阶。
离开龙阳之后，高惠连一路升迁，履历长到吓人：中书舍人、兵部郎中、泉州知州、广南西路水陆计度转运使，一直做到尚书兵部侍郎、渤海郡开国侯，八十岁才以年老辞官。王安石为他作墓志铭，称赞他是 “耆旧之英，皓儒之伯”。可吊诡的是，《宋史》偏偏不给他立传，王安石的文集里也没收这篇墓志铭。身后史书冷遇，根源不在于才干，而在于他的人品与行事，实在争议太大。
就连赏识他的寇准，后来也把话掰成了两半说。《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寇准曾经向皇帝举荐高惠连，说此人有吏干，可以任使，是能办事的干才。可没过多久，寇准又听闻他的所作所为，不得不补一句评价：近闻其严酷无廉誉—— 能干归能干，为人严苛残酷，名声不清白。宋真宗和大臣谈起高惠连，更是提起一桩惊世骇俗的旧事：当年高惠连上密封奏疏，公然主张朝廷不可用善人，善人多败事。他还拿五行天道当理由来支撑这套歪理。真宗看完奏疏，淡淡点评：“朕观之，知其涉道浅也。” 意思是这人见识浅薄，不懂治国根本。当朝宰相王旦当场反驳，直言五行之理本就是善，老实行善本就是为人本分，治国哪里离得开善人？
这话放在整个大宋朝堂，都算得上离经叛道。别人做官，都标榜自己是良善之臣，高惠连反倒觉得好人办不成大事，治国就得靠狠人。在官场上，他也真的践行这套想法，喜欢揪着对手的把柄往死里整。他做吉州知州时，和同僚姜遵有私怨，便检举姜遵在庐陵当职时贪赃。一番查验下来，根本查不出贪腐实据。可就算查无实据，姜遵依旧被降职，改任延州通判。可见高惠连整人的手段，哪怕没有真凭实据，也能把对手拖下水。
后来他去泉州做知州，两件事更是把当地士民得罪狠了。一是凭着个人私怨，把泉州府学迁到郡西。府学是一郡文脉所系，随意搬迁，读书人心里大为不满。第二桩更出名：他命人把笋江边上的石笋一断为二。当地传说这根古石笋主管百姓繁衍，百姓来祭拜抚摸，祈求生男。民间传言，某次祭祀，高惠连的妾无意间触碰到石笋，引来旁人哄笑。高惠连恼羞成怒，索性下令击碎石笋。泉州人认为此举断了本地繁衍根脉，怨气极深。后世修志，刻意淡化高家事迹，大半就是这件事埋下的芥蒂。
还有一层后世看人的滤镜：他的女婿，便是北宋大名鼎鼎的吕惠卿。吕惠卿是王安石变法里的核心人物，后世对他评价争议极大，也算间接连累高惠连，让后人读他故事时，先多了一层负面印象。
高惠连活了九十六岁，从政五十余年，一辈子都在官场浮沉。他在龙阳大兴教化、治理县政，是实打实的能吏；可他信奉 “善人败事”，为政严酷、操守不清，喜好挟私报复，为私愤损毁古迹。他有处理政务的绝顶本事，却缺少为官者最该有的宽厚底线。
世间做官，有才不难，有德最难。寇准看见了他的才干，真宗看穿了他的浅陋。高惠连的一生，就是一面镜子：一个精明强干的官员，如果心中抛弃 “善” 字，才干越强，造成的伤害反而越大。千年之后，龙阳还记得这位知县当年兴教理政的功绩，也记得史书上那句 “严酷无廉誉”，功与过，一并留在沅水岸边的史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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