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14日，江西宁都，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的营房里，枪声突然响起。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1.7万余名官兵宣布起义，部队携带步枪、机枪、火炮和电台，成建制加入红军。这场起义，后来成为红军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
起义部队并不是一支缺乏训练的杂牌军。第二十六路军源自冯玉祥旧部，官兵有较成熟的军事素养，也保留着西北军敢打敢拼的作风。改编后，部队编入红五军团，下辖红十三、红十四、红十五军，季振同任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
刚换上红军军装时，许多官兵对土地革命和红军纪律并不熟悉。萧劲光、刘伯坚等人便从教育入手，把政治宣传、军纪要求编成通俗问答，再配合官兵熟悉的军歌传播。这样的办法看似朴素，却让一支刚刚起义的部队很快完成了思想和组织上的转变。
战场很快给出了检验。赣州、龙岩、南雄、水口等战斗中，红五军团屡次担任硬仗任务。原西北军士兵擅长近距离突击，白刃战尤其凶狠。1932年漳州战役期间，红军官兵曾以大刀冲锋打开局面，毛泽东称赞他们“大刀片”十分厉害。这句话，既是肯定，也点出了这支部队的作战风格。
真正让红五军团声名沉重的，是“后卫”二字。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五军团承担掩护主力、阻击追兵和保护辎重的任务。越是主力需要迅速转移，后卫越不能轻易后撤。它往往要在敌军已经逼近时留下，等到大部队拉开距离，才冒险寻找突围机会。
湘江战役中，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奉命掩护中央红军渡江。这个师以闽西子弟为主，陈树湘任师长。部队在桂北一带苦战多日，伤亡极重，突围时只剩少数人员。陈树湘负伤被俘后壮烈牺牲，第三十四师也由此遭到毁灭性打击。
有人回忆，后卫部队最怕听到的不是枪声，而是“再坚持一会儿”。这句话没有留下具体出处，却很能说明他们所处的境地：前方是正在转移的主力，身后是不断压来的追兵，能够选择的道路越来越少。
红五军团并非每一次都被动挨打。1935年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前后，董振堂率部在石板河等地实施阻击，以有限兵力制造声势，牵制追兵，为主力争取时间。这样的战斗不容易写进战报，却直接关系到大部队能否脱险。
长征结束时，红五军团损失极为惨重。1934年出发时的部队规模与会宁会师时相比，已经大幅缩减。会师之后，红五军团又奉命编入西路军，西渡黄河，执行打通河西走廊、沟通外部的任务。此时的部队，早已不是宁都起义时那支装备整齐的生力军。
1936年冬至1937年初，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到马家军围攻。红五军所属的红五军在董振堂率领下进入高台，守城部队约两千八百人。高台城地处河西，四周开阔，援军难以接近，一旦被围，守军便很难依靠地形长期坚持。
战斗持续多日，守军弹药、粮食和医疗条件逐渐耗尽。马家军拥有骑兵优势，能够反复包围、冲击城池。红军只能依托城墙和有限火力抵抗，伤员越来越多，能够继续作战的人越来越少。
1937年1月，高台失守，董振堂等红五军将士牺牲。需要说明的是，高台战斗中覆灭的是西路军序列中的红五军，并非红五军团这一番号在字面意义上的“全军同时消失”。但这支部队的核心骨干，确实在长征和西路军作战中遭受了毁灭性损失，高台也成为红五军团历史上最惨烈的注脚。
红五军团的悲剧，还来自骨干的大量牺牲。赵博生于1933年在战斗中阵亡，董振堂、高台守军高级指挥员相继殉难。季振同、黄中岳等早期领导人，也因当时复杂的党内斗争和肃反扩大化受到牵连，未能走到革命胜利。
那么，标题中所说的“唯一幸存者”究竟是谁？
较为接近这一说法的人物，是李达。宁都起义时，他还是基层军官，后来在红五军团担任过参谋职务，参与长征及多次作战。长征途中，他调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因而离开了红五军团的直接建制。新中国成立后，李达被授予上将军衔。
不过，把李达说成“宁都起义部队中唯一幸存者”，并不严谨。孙毅、王秉璋、韩振纪等人也曾属于宁都起义部队或红五军团系统，后来调往其他部队并幸存下来；张力雄也曾任红五军团基层政工干部，西路军失利后脱险。因此，“只有一位连长幸存”更像是对红五军团主要将领凋零程度的概括，而不是严格的人数统计。
红五军团留下的，既有宁都起义的整建制转折，也有湘江后卫的惨烈坚守，还有高台城中的最后抵抗。它的许多名字没有走到授衔和庆功的时刻，却被留在了长征路线、河西走廊和一份份伤亡名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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