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7日，陕北，毛泽东起草两封电报，洛阳前线的攻守取舍，就此摆上了中原战场的关键位置。
当时，华东野战军陈士榘、陈唐兵团和中原野战军陈赓部，正准备向洛阳发起进攻。洛阳不是普通城市，它扼守陇海铁路，东连郑州，西通潼关，南接豫南，既是交通枢纽，也是国民党军在豫西的重要支撑点。
蒋介石对这座城寄予厚望。
守城的是青年军第二〇六师，师长邱行湘。洛阳城内外修筑了大量碉堡、掩体和障碍物，城墙、街巷以及外围据点被纳入防御体系。蒋介石的设想很明确：让解放军围攻洛阳，再从郑州、漯河等地调集援军，形成内外夹击。
说得直白些，就是拿洛阳当诱饵，逼解放军在城下决战。
蒋介石曾对邱行湘说：“洛阳一定要守住，至少坚持一个月。”邱行湘也表态：“请校长放心，洛阳万无一失。”
这番话听起来声势很大，可军事部署不能只靠决心。第二〇六师实际兵力不足两万人，分散守卫众多工事后，能够机动反击的部队并不充足。更麻烦的是，所谓援军能否按时赶到，始终没有可靠保证。
毛泽东在第二封电报中提出，洛阳战役应把重点放在打援上。他判断，蒋介石不会坐视洛阳失守，郑州的孙元良兵团、漯河方向的胡琏兵团，都有可能前来增援。只要把援军调动起来，便有机会在运动中歼敌。
这是一种典型的“围城打援”思路。
电报到了襄城前线，陈赓和陈士榘却没有立即照办。两位指挥员并非看不懂“打援”的价值，而是担心战场条件并不成熟。
陈赓分析，援军在没有看清解放军主攻方向之前，未必会贸然前进，很可能先在洛阳外围集结观望。陈士榘则指出，孙元良不会轻易单独出动，胡琏也不会在没有把握时深入战场。若解放军主力摆开阵势等援军，援军可能不来；即便来了，也可能抱团推进，难以分割歼灭。
陈赓说：“若援军不出动，洛阳也不能迅速拿下，岂不是两头落空？”
陈士榘接过话头：“先用最快办法攻下洛阳，再根据敌情打援，主动权还在我们手里。”
这不是简单的抗命，而是对敌我态势的重新估算。解放军兵力虽然占优，却没有绝对的火炮优势；洛阳守军工事坚固，若把攻城时间拖长，援军便会逐渐靠近。对攻城部队而言，时间本身就是一种压力。
两人于是决定，先围攻洛阳，争取在援军到达之前解决守军，再转兵打击来援之敌。作战命令发出后，他们才把详细意见报告中央军委。
毛泽东看到电报，经过权衡，同意了这一方案。这一批复说明，战场指挥并不是机械执行命令，而是根据前线实际情况不断修正。中央提出打援方向，前线则判断何时打、怎样打，二者最终形成了统一。
具体部署也很讲究。
华野第三纵队和中野第四纵队担负攻城任务，分别从东、北和西、南方向逼近洛阳。三纵长期擅长爆破攻坚，炸药被官兵称作“重炮”；四纵则是中原战场上的主力部队，连续参加过多次硬仗。
华野第八纵队和中野第九纵队负责阻援。八纵控制黑石关至偃师一线，防备郑州、许昌方向的国民党军；九纵则在新安、渑池一带活动，牵制潼关方向的裴昌会部队。攻城与打援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配合，谁先暴露，谁就可能成为对手的突破口。
邱行湘为守城准备了许多办法，包括炮火封锁、重点据点防守和督战队压制。城内还大规模拆除民房，以扩大射界。这样的做法虽然有利于防御，却严重破坏了洛阳百姓的生活，也加剧了军民之间的隔阂。
更大的问题在于，防御工事再多，也必须有人守。碉堡布置得越密，兵力分散得越厉害；预备队不足，便无法应付突破后的连续攻击。国民党军队表面上声称“固若金汤”，实际上已经被自己的部署捆住了手脚。
1948年3月8日，解放军开始向洛阳外围推进。攻城部队采取隐蔽接近、多点攻击、重点突破的办法，先割裂外围据点之间的联系，再集中兵力撕开缺口。东门和西门成为主要突破方向，爆破手连续作业，不给守军修复工事和组织反击的机会。
战斗进行到关键阶段，第二〇六师的援军迟迟未到。孙元良、胡琏所部虽然开始向洛阳方向运动，却被八纵等部队阻滞，无法迅速靠近城下。邱行湘等待的内外夹击，逐渐变成了孤军守城。
3月14日，洛阳城被解放军攻克，第二〇六师大部被歼，邱行湘等人被俘。按照原定计划，解放军随后还准备视情打击来援部队。那些被蒋介石寄予厚望的援军，到洛阳失守时仍未能形成有效救援。
这场战斗的结果，恰好印证了陈赓和陈士榘的担忧：如果把主力全部押在打援上，洛阳可能攻不下来，援军也未必能够歼灭；先迅速夺取洛阳，再以阻援部队牵制敌人，反而掌握了战役节奏。“有两头落空的危险”，不是一句临阵争论，而是对战场主动权的准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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