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广东大亚湾，余汉谋面对的不是一场普通的阵地战，而是一场因战略误判突然压到眼前的危局。
当时，武汉会战正酣，国民政府判断日军短期内难以从华南大规模登陆，广东部分守军被抽调北上。余汉谋担任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手中可直接调动的兵力明显减少，广州外围防务因此变得单薄。
10月12日，日军第二十一军在大亚湾登陆。日军拥有舰炮、航空兵和海上运输力量，登陆后迅速向广州方向推进。中国守军仓促应战，既缺少纵深防御，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兵力集中。
战局恶化得很快。
10月21日，广州失守。作为华南政治、经济和交通重镇，广州的陷落不仅意味着一座城市丢失，也使中国东南沿海的一条重要补给通道被日军控制。广东民众震动极大，余汉谋自然成了舆论指责的中心。
“广州丢了，主将难辞其咎。”
“那就拿战场上的胜负说话。”
类似的话未必真的出自当时某一位具体人物之口，却准确反映了余汉谋所承受的压力。有人骂他“余汉无谋”，甚至要求他以死谢罪。这个称呼后来传播开来，逐渐把一场复杂的战略失误，压缩成了对一个人的简单判断。
余汉谋是广东高要人，毕业于保定军校，长期在粤军系统任职，从基层军官逐步升至高级将领。广州失守后，他一度陷入低谷，闭门饮酒，情绪十分消沉。对一名长期经营广东军政事务的将领而言，失去广州，既是军事挫败，也是个人威望的崩塌。
但战场不会给人太久的自责时间。
1939年，余汉谋率部退守粤北。他开始重新审视广州防务失败的原因：兵力分散，指挥衔接不畅，部队训练不足，装备也难以同日军相比。更关键的是，原有防线过分依赖城市和交通线，一旦日军从海上突破，守军便缺乏可以层层迟滞敌人的纵深。
粤北的山地，给了他重新布置的机会。
从化、佛冈、翁源、新丰等地山岭交错，道路狭窄，日军装甲车辆和辎重部队难以展开。余汉谋没有把所有兵力压在一条直线上，而是构筑纵深阵地，将正规军、地方武装和游击力量结合起来，准备以空间换时间，以迟滞换取反击条件。
这不是一句口号。
他一面争取补充武器弹药，一面修理旧枪、整理部队，强化射击、通信和夜间行动训练。对各级军官的使用也作了调整，试图把那些能够临机处置、敢于承担责任的人放到关键位置。与此同时，情报搜集被摆到更重要的位置，日军的兵力调动、行军路线和补给方向，都成为作战判断的依据。
广东地方社会也被动员起来。道路被破坏，桥梁被拆除，部分地区实行空舍清野。对日军来说，地图上可以通行的道路，到了粤北山区却可能变成泥泞险路；能够快速推进的部队，一旦失去道路和补给，就会被迫放慢速度。
1939年11月下旬，日军为巩固华南占领区，沿粤汉铁路及相关通道向粤北发动进攻。其目标很明确：突破粤北防线，威胁韶关，控制粤汉铁路，进一步切断中国军队南北之间的联系。
余汉谋没有急于把主力全部推出去硬拼，而是让部队依托山地工事分层防守，同时派出小股力量袭扰日军侧后，破坏运输线。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时间和兵力代价。
12月中旬，日军对粤北阵地展开连续攻击。中国军队在山地中顽强抵抗，战斗反复争夺。日军火力占优，却无法像在平原上那样迅速展开；中国军队装备较弱，却熟悉地形，能够利用夜色、山谷和密林进行机动作战。
战局的转折，出现在日军自身的兵力调动上。
当时，桂南会战同样激烈，日军需要把部分兵力投入南宁方向。粤北方面的第十八师团及近卫混成旅团逐渐受到牵制，原本准备继续扩大的攻势不得不放缓。余汉谋抓住这个机会，没有继续被动防守，而是判断日军进攻力量已经出现变化。
12月26日，中国军队开始反击。两天后，第六十五军第一五七师经过激战，占领牛背脊阵地，粤北战场由防御转入反攻。这个阵地并非决定全局的唯一要点，却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日军并不是不可击破，关键在于能否把局部优势积累成连续行动。
此后，中国军队逐步收复失地。日军在山地交通受阻，又受到侧后袭扰，推进能力明显下降。到1940年1月16日，翁源、英德、清远、花县、从化等地相继被中国军队收复，第一次粤北会战基本结束。
这场胜利并没有消除广州失守造成的损失。中国军队伤亡超过万人，日军也有两千余人伤亡，战争代价十分沉重。但对余汉谋而言，意义不止是收回几座县城。广州失守后形成的舆论压力，终于被一场实实在在的战果打破。
此后，余汉谋的处分被撤销，并升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重新主持广东军政事务。“余汉无谋”的骂名没有从历史记录中消失，却也不再足以概括他的全部军事经历。粤北山地里的反击，至少说明了一点：一个将领可以在失败中失去声望，也可能通过重新整军和准确判断，把已经失去的主动权一点点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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