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六年（1751），北京，清廷为世袭官爵定下“恩骑尉”一等，清代爵位制度至此趋于完整。官员头上的品级、家族承袭的世爵，以及每年领取的俸禄，表面上各管一摊，实际却共同构成了清代官场的身份秩序。
清代官制沿袭明制，分为九品，每品又分正、从两级，合称“九品十八级”。不在十八级之内的官员，称为“未入流”，品秩大体附于从九品。这个等级并不只是礼仪上的高低，它还关系到服饰、仪仗、升迁、待遇，甚至官员在衙门中的座次。
正一品属于最高层级。殿阁大学士、太师、太傅、太保，以及领侍卫内大臣等，均可列入其中。总督本职为正二品，巡抚为从二品，但两者通常分别兼兵部尚书、兵部侍郎衔，因此实际称谓往往提高一级。
这件事容易让人混淆。清代官员既有本职品级，也可能获得加衔。一个总督若兼兵部尚书，便可拥有从一品身份；巡抚兼兵部侍郎后，则常以正二品论。太师、太子太傅一类头衔，很多时候是荣誉性加衔，并不代表另有一套实际行政机构。
中枢官职的品级也不是一成不变。内阁大学士、各部尚书，早期曾因满汉差别而有不同规定，顺治、康熙、雍正年间又多次调整。雍正八年以后，大学士升为正一品，各部尚书定为从一品，中央官职之间的尊卑关系才比较稳定。
地方官同样经历过调整。知府曾为正四品，后来改为从四品，道员则定为正四品。原因很实际：道员负责一省分区事务，地位在知府之上，若二者品级相同，行政关系便不容易理顺。品级变化背后，往往是权力边界的重新划分。
品级之外，还有一条不同的身份通道，那就是世爵。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已经开始按军功授爵，皇太极时期进一步形成制度。顺治元年，清廷正式采用公、侯、伯、子、男等爵位名称，并逐步与八旗勋臣、军功家族联系起来。
乾隆时期，世爵体系继续细化，形成公、侯、伯、子、男，以及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恩骑尉等等级。公、侯、伯属于超品，子为正一品，男为正二品，轻车都尉为正三品，骑都尉为正四品，云骑尉为正五品，恩骑尉为正七品。
世爵与官职不是一回事。有人身居高官却没有世爵，也有人已经离开官场，家族仍凭祖上的军功承袭爵位。爵位还分“世袭罔替”和限次承袭两种。前者是特殊恩典，子孙可以代代承袭；普通爵位则通常逐代递减，直到降为恩骑尉。
清代世爵最初明显偏重八旗功臣。雍正二年（1724），清廷赐明裔朱之琏一等侯；雍正八年（1730），张廷玉、蒋廷锡因参与机务，各获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这说明文臣也能获爵，但在制度早期，军功仍是最主要的来源。
到了咸丰、同治以后，太平天国战争改变了这一格局。八旗军队战斗力下降，清廷越来越依靠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大臣相继封侯。世爵由八旗勋贵的专属荣誉，逐渐成为军政功劳的奖赏工具。
俸禄则按照品级发放，而且正从不分。正一品年俸银一百八十两，二品一百五十五两，三品一百三十两，四品一百零五两，五品八十两，六品六十两，七品四十五两，八品四十两，九品三十三两，未入流三十一两，另有相应俸米。
这个数目看上去并不算高。雍正年间，清廷考虑到京官缺少地方官那样的额外收入，开始给京官发放“恩俸”，即银俸加倍而米俸不变。大学士、尚书、侍郎等高级官员，也有相应优待。
地方官真正重要的收入，来自养廉银。雍正帝推行“耗羡归公”，把地方征收赋税时附加的耗羡统一管理，再拿出一部分发给官员，名义上是让其“养廉”。总督养廉银高者可达二万两，巡抚约一万至一万五千两，知府、知县也各有数额。
养廉银并非单纯按品级计算，而是看事务轻重、地区贫富和职务繁简。同为知县，繁忙富庶地区与偏远小县，所得可能相差很大。这种设计比一刀切更贴近行政实际，却没有解决地方经费不足的问题。
清代官员常说：“俸禄够用吗？”真正的难处在于衙门公费、幕宾长随和各种差役开支，往往没有足额拨款。于是捐俸、陋规相继出现，养廉银之外又形成层层摊派。正俸有定数，灰色收入却没有边界，官场的腐败也由此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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