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刑部南北监，提牢官正在清点囚粮。名册上少了一件冬衣，牢门外多来一名探视者，都可能变成他的责任。这个差事没有显赫品级，却常被视作京官仕途上的一道险关。
提牢官并非固定官职，通常由刑部堂官从满、汉主事中临时选派，任期大约一年。司狱、禁卒负责具体看守，提牢官则要查验狱规、衣粮、囚情，还得防止狱卒索贿、虐待犯人或私放消息。
难处在于，许多事情并不是提牢官亲手做的，可出了问题，往往先追究他的监管之责。犯人自尽、械斗、违例探视，甚至牢中秩序混乱，都可能带来罚俸、降级乃至革职。有人私下感叹：“这一年，眼睛得盯着每一扇门。”话虽不见于正式文书，却道出了差事的压力。
有意思的是，提牢官越是容易受处分，越能检验办事能力。若能平安任满，往往会被刑部堂官看见，获得升任员外郎的机会。它像一块磨刀石，磨得过，后面的路便宽一些。
都察院御史面对的，是另一种危险。清代御史掌纠察百官，遇到贪墨、失职、地方灾乱，不能装聋作哑；可奏劾又必须讲究证据和分寸。话说轻了，被斥为尸位素餐；话说重了，便可能牵动权贵，甚至触及皇帝不愿听见的事情。
雍正以后，君主对监察机构的控制明显加强，御史的行动空间不像明代那样宽阔。可士大夫传统又要求他们敢于进言。于是，御史常处在两头受压的位置。朝局平稳时，他们容易被冷落；政争激烈时，他们又可能成为出头之人。
乡试考官看起来风光，实际同样如履薄冰。三年一次的乡试，关系着各地士子的功名，主考、同考一旦落笔，便可能影响许多人的一生。考官既要防止关说和夹带，又要避免题意被曲解，卷面评定还必须经得起复核。
科场案在清代屡有发生。舞弊查出，考官难辞其咎；题目若被认为有违经义，也可能招来重罪。雍正四年，查嗣庭任浙江乡试考官，因试题“维民所止”被指涉讳，案发后遭到严厉追究。此事说明，考官手中的笔，既是取士工具，也可能成为祸端。
扬州知府承受的，则是钱粮与权力交汇后的压力。两淮盐业集中于扬州，盐商势力雄厚，地方衙门又要处理治安、漕运、河工和钱粮等事务。知府既要配合盐政系统，又不能让地方行政失去控制，稍有失误便可能被追责。
这里的诱惑不必细说。金银、古玩、人情往来，常常披着礼节外衣出现。清廉官员若不愿同流合污，办事就会处处受阻；若收受不当利益，又可能在盐务亏空或案件追查时成为替罪之人。雍正至道光时期，扬州知府屡有因盐务、亏空和案件获罪的记载，职位因此格外扎手。
还有一类官，麻烦来自位置本身，那就是督抚驻地的附郭府州县官。府衙、督抚衙门和各种司道机构集中一处，县令看似离上级最近，实际上每日都在上级目光之下。
上司临时交办的差事，往往最急、最难、最容易出纰漏。钱粮清册少一个数字，刑名案件迟一日呈报，都可能影响考核。办成了，上司可以据此报功；办砸了，基层官员通常很难把责任推开。
袁枚任江宁知县时，面对的正是这种层层牵制的处境。他有才名，也有治理地方的抱负，但知县品秩有限，既要承受上司督责，又要处理地方豪强与日常杂务。才学能够帮助他写好文章，却未必能化解官场中的每一重关系。
这五种差事有个共同特点：权力不一定最大，责任却十分集中；待遇不一定最差，风险却格外清楚。清代官场讲究考成，能在这类位置上少出差错、办成难事，便容易进入督抚和部院的视野。也正因此，许多官员一面畏惧，一面又把它们当作升迁的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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