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川西北草地，13岁的罗玉琪在红四方面军行军途中短暂离队。等他处理完腹泻，再抬头时，前后左右只剩下浓雾、泥水和齐腰高的荒草，原本绵延不绝的队伍已经完全消失。
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迷路。草地遍布沼泽，表面看似平整，脚踩下去却可能越陷越深；雾气一起来，几步之外便看不清人影。对一个年仅13岁的孩子来说，掉队几乎等同于被困在没有道路的荒原。
罗玉琪当时已经十分虚弱。连续行军和长期缺粮，使他的身体瘦得像竹竿。双脚被锋利草茎反复划伤，泥水浸入伤口，血痕一直没有干透。可他心里清楚，恐慌没有用，哭喊也不会让队伍回来。
他先回忆部队行进的方向，又观察草丛倒伏和脚下留下的痕迹，试着判断大部队可能经过的位置。这个判断未必准确，但停在原地更加危险。天色渐暗，他咬了咬牙，沿着记忆中的方向追了上去。
夜里的草地比白天更难走。脚下是软泥，四周是雾气，稍有不慎便会跌进水洼。罗玉琪不敢走得太快，也不敢真正停下来，只能借着微弱的天光摸索前进。困了，便掐自己的手臂；饿了，只能忍着。
天快亮时，前方忽然出现一个模糊的人影。走近后，他才发现对方同样是掉队的红军战士。两个人没有过多交谈，只是确认方向大致一致，便互相搀扶着继续走。
“别停，往前找队伍。”
“只要方向没错，就还有希望。”
这两句话很短，却成了他们在草地上坚持下去的凭借。饿了，他们挖野菜充饥；渴了，便寻找相对清澈的积水。沼泽里的水不能直接饮用，但在极端缺水的情况下，能够找到水源本身就意味着多一分活下去的可能。
走了不知多久，两人又遇到一支由掉队伤员组成的队伍。按照相关回忆，这支队伍有五十多人，带队者是一名副连长，名叫李玉胜。人员虽然分散，伤势也各不相同，但他们仍然设法组织起来，彼此照应，朝着红军主力可能前进的方向寻找。
李玉胜没有把这群人当成一盘散沙。他组织临时党支部，安排人员相互搀扶，尽量辨认地形，还不断提醒大家保存体力。有人走不动时，他便放慢脚步；有人情绪低落，他就反复说：“队伍不会停在这里，咱们得走出去。”
在那样的环境里，组织并不能立刻解决饥饿和伤病，却能让人不至于各走各的。对掉队者而言，重新找到集体，不只是多了几个同行者，更意味着有了判断方向、分配食物和互相救助的依靠。
有一次，队伍发现一只刚死不久的山羊。连续多日只能吃野菜的战士们，看到这点食物，立刻围了过去。羊肉数量有限，根本不够五十多人分食，大家却仍把它当成难得的补给。
分到食物时，李玉胜没有急着伸手。他把较好的部分让给伤势较重的战士，自己仍旧吃野菜。有人催他，他只说：“先紧着伤员，我还能走。”
战士们不答应，表示他不吃，大家也不吃。僵持之后，李玉胜才接过一小块羊肝。可第二天一名重伤战士突然昏厥，他立即把水壶里的水全部喂给对方。随后，他从包裹里取出用布条包裹的东西，拆开一看，正是前一晚留下的羊肝。
那块羊肝没有被他吃掉，而是被保存下来，留给更需要的人。食物很少，作用却不小。伤员缓过来后，队伍又重新出发，彼此之间的信任也因此更加牢固。
此后的三天三夜，他们不断穿越沼泽。有人腿上的伤口再次裂开，有人因饥饿和疲劳几次摔倒，便由同伴架着走。罗玉琪年纪最小，却没有被单独丢下，其他战士轮流照看他，他也尽量跟上队伍，不让自己成为额外负担。
他们没有地图可供反复核对，也没有明确路标，只能凭借行军痕迹、地势变化和对部队方向的记忆一点点前进。途中遇到岔路，便停下来观察；有人判断失误，其他人也没有互相指责，而是重新寻找能走的路径。
后来，这支由掉队人员组成的小队终于追上了红军大部队。罗玉琪重新回到熟悉的队伍中时，身上的衣服早已被泥水浸透，双脚伤痕累累。那段在草地上独自摸索、又与伤员相互扶持的经历，也成为长征途中许多掉队红军共同命运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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