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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克里斯托夫·雅夫雷洛
编译|朱依林
编译审核| 刘星君
本期编辑| 佳仁·云丹吉
本期审核|余佳轩 朱依林
编者按
本文从近期围绕教育公平与考试治理的抗议切入，指出印度教育的困境并非单纯表现为入学机会不足或教学质量不高，而是公共资源配置、区域差异与社会等级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作者援引多项数据，揭示基础教育投入不足、教育私有化加深和南北教育差距扩大的现实，并强调教育发展取决于长期的公共政策选择。文章进一步将教育不平等置于种姓政治与平权行动的脉络中，指出若缺乏面向弱势群体的制度保障，教育便难以真正成为促进社会流动的渠道。本文对印度教育政策及其政治背景持批判态度，但其核心提示值得重视：若公共教育长期资源不足、优质教育日益依赖私立学校，地区、阶层与种姓间的差距便会进一步固化，教育也难以发挥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读者批判参考。
比哈尔邦一所公立学校的课堂。图源： Flickr
过去数周，“zhanglang人民党”（CJP）对中小学的考察，与其最初就考试试题泄露提出的诉求并非毫无关联：其目标仍是维护印度青年的受教育权益。但普及教育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皆是如此。
一、数量与质量双重不足的教育缺口
印度教育部在2025年报告中指出，辍学率依然很高：小学（1-5年级）在校儿童为104,381,347人；进入“高小”阶段（6-8年级）的仅剩63,695,100人；中学阶段（9-10年级）为37,165,436人；“高中”阶段（11-12年级）则为27,643,717人。这意味着，在前三个教育阶段之间，学校注册学生人数减少了近三分之二。
若将上述绝对数字与相应四个阶段年龄组的人口相比较，情况更为明显：各阶段净入学率分别为77%、67.5%、47.5%和36%。这表明，近65%的印度青年在十年级后离开学校系统，逾52%在八年级后便已离校。
2020—2021年《全国健康与家庭调查》也印证了这一数据：在15至17岁人群中，城市地区男生在校率仅为76%，农村地区则为70%。
评估印度教育质量更为困难，因为新德里自2009年以来拒绝参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因此，唯一独立的评估来自非政府组织普拉丹（Pratham），该机构二十年来持续发布报告，考察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印度儿童的阅读和数学能力。
PISA2024年报告显示，教育质量虽有有限改善，但仍未恢复至新冠疫情前水平，因为疫情后学校曾停课数月：三年级学生中，能够阅读二年级课文的比例为27%，低于2018年的27.5%；五年级学生中，能够阅读四年级课文的比例为49%，低于2018年的50.5%。撇开这些变化不论，这些比率总体仍然偏低。数学方面的数据亦然，但略为令人鼓舞：2024年，31%的五年级学生能够完成四年级水平的除法题，即以一位数除三位数；2018年这一比例为28%。
困扰基础教育与中等教育的数量和质量双重短板，部分反映出政府资源配置存在显著失衡。传统上，印度教育政策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这一领域几乎由联邦政府垄断，而对隶属邦政府管辖的初等和中等教育阶段，联邦政府则关注甚少。
因此，本世纪头二十年，高等教育获得了教育拨款的30%以上。但这种失衡并非近年才出现。事实上，这一精英主义倾向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当时随着印度理工学院等卓越中心的建立，它开始成形。这些享誉国际的机构在2026-2027年获得13亿美元经费，却仅招收约13.5万名学生，折合每生近1万美元。尽管存在这种差距，自21世纪初以来，政策重心仍持续偏向高等教育：按现价计算，高等教育预算增长率为15%，比教育总预算增长率高出一个百分点。
因此，2024年，基础教育（学前及小学）占全国教育预算的48.5%，中等教育占33%，高等教育占近12%。教育预算虽有所增加，但其占公共支出的平均比重却由13%降至12%。
从国内生产总值占比看，变化极小：各邦支出约占3%，联邦政府支出约占1%，合计仅为4%。事实上，面向大众教育的投入始终有限，无论是教学设施还是师资力量皆然。
公立学校资源短缺，解释了为何越来越多儿童转向私立学校，教育需求使这一行业利润丰厚：印度现有私立学校几乎与公立学校一样多：私立学校120,618,236所（其中95,856,710所未获补贴），公立学校为121,589,911所。
城乡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农村地区66%的儿童就读公立学校，而城市地区超过51%的儿童就读未获补贴的私立学校。这些数字表明私立学校颇具吸引力，且这种吸引力会随年龄增长而增强，因而多数家庭会在子女进入中学后选择私立学校。高等教育中这一趋势更加显著：根据《全印度高等教育调查》（AISHE）报告，2020年75%的院校为私立院校，其学生占比达65%。
这一状况反映出公众对教育体系明显失去信心，并会固化社会分层，阻碍无力承担私校学费的最弱势群体获得质量更高的教育。
二、达罗毗荼模式？
仅依靠汇总数据并不足够，因为平均数掩盖了南部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除安得拉邦（73%）外，南部各邦识字率普遍较高。喀拉拉邦以95.5%居首，其后是泰米尔纳德邦（85.5%）和卡纳塔克邦（83%）。北部仅哈里亚纳邦（85%）和喜马偕尔邦（83%）表现相当，其他各邦的识字率均低于80%。
这些数字反映出入学率方面的显著差异。
2016—2017年，南部各邦中等教育入学率为82%至99%之间，唯安得拉邦较低，为76%；北部则为68%至80%，但哈里亚纳邦为86%，较为意外的是恰蒂斯加尔邦达到88%。
在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以92%的水平与南部相当，而古吉拉特邦则仅为75%，情况较为滞后。
高中阶段的数据更能说明问题：南部入学率仍然较高，喀拉拉邦为79%、泰米尔纳德邦为84%。北部却骤降，比哈尔邦为29%、贾坎德邦为37%、北方邦为59%。古吉拉特邦也降至较低的43%，而马哈拉施特拉邦为71%。
五年后，政府调查显示各地差异依然显著：在南部（不含安得拉邦），受访的15岁以上人口中（样本约31.9万人），完成至少中等教育者占48%至55%。在北部，除德里、哈里亚纳邦和喜马偕尔邦外，该比例在比哈尔邦为32.5%、北方邦为40%，全国平均值为41%。
这种南北差异还与教学语言的差异相重合。2018年，在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直至十二年级的学校中，特伦甘纳邦占63%，喀拉拉邦占60.7%，安得拉邦占59%，泰米尔纳德邦占44%，卡纳塔克邦占35%。相比之下，比哈尔邦仅为6%，北方邦为14%。
在南部，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比例从未低于35%，在印地语使用地区（Hindi-speaking belt）则从未超过15%。值得注意的是，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更接近南方模式，29%的学校使用英语教学；古吉拉特邦则更接近北方，仅为13%。这些数字至关重要，因为英语能力已成为——或者说再次成为——社会流动的决定性因素。
除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外，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进一步强化了南北差异。2021-2022年，南部各邦印度青年的大学入学率远高于北部各邦。
南部18至23岁青年中，有36%至47%接受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全国平均值为28%。泰米尔纳德邦以47%居首，喀拉拉邦为41.5%，特伦甘纳邦为40%。相比之下，比哈尔邦以17%垫底，北方邦仅为24%。
北部仅德里、昌迪加尔和喜马偕尔邦的表现优于南部各邦。古吉拉特邦的比例很低，仅24%，马哈拉施特拉邦也落后于南部，为35.5%。
不过，为更好理解相关地区精英群体的构成，还须结合大学毕业生比例的数据。就此而言，南部同样优于北部：泰米尔纳德邦和喀拉拉邦的“大学毕业生”比例接近14%，而恰蒂斯加尔邦的7.1%和比哈尔邦的6.8%约为其一半。
上述数据印证了卡莱亚拉桑·A.（Kalaiyarasan A.）与M.维贾伊巴斯卡尔（M. Vijaybaskar）所论证的“达罗毗荼模式”（Dravidian model）（参见《达罗毗荼模式：解读泰米尔纳德邦的政治经济》，剑桥大学出版社，2021年）。在这一模式中，教育居于关键地位。维格内什·拉贾马尼（Vignesh Rajahmani）亦有论证（参见《达罗毗荼路径：达罗毗荼进步联盟（DMK）与南印度转型政治》，伦敦：赫斯特出版社，2025 年）。
三、公共政策至关重要：
泰米尔纳德邦与古吉拉特邦的比较
只需比较各邦推行学校午餐的情况，便可看出这一点：午餐计划能有力鼓励家长将子女送入学校。
2017-2018年，作为这一领域先行者的泰米尔纳德邦在85.4%的中学提供免费午餐，若干南部邦表现更佳：安得拉邦为86.9%，卡纳塔克邦为92.8%，特伦甘纳邦为97.5%。
相比之下，北部各邦的比例介于5.5%至13.1%之间，西部的古吉拉特邦也处于同一水平，为11%，马哈拉施特拉邦则居中，为24.3%。
除午餐计划之外，古吉拉特邦与泰米尔纳德邦的人均收入和人口规模本较为相近，但两邦的预算清晰反映出其发展战略中不同的优先事项。
2023-2024年，古吉拉特邦虽与泰米尔纳德邦同样富裕，但其教育支出少34%（分别为344.06亿卢比和462.13亿卢比），卫生支出少19%（分别为138.78亿卢比和165.57亿卢比），社会与粮食援助支出则少159亿卢比（分别为99.43亿卢比和257.68亿卢比）。
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进一步体现了两邦不同的优先事项。2021-2022年，古吉拉特邦将该项支出维持在相对较低的GDP 4.46%。强调人类发展的泰米尔纳德邦则以GDP的5.86%投入社会领域，显示出更强的承诺。这些趋势表明，泰米尔纳德邦与其他南部邦一样优先考虑社会福利，而古吉拉特邦模式仍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
古吉拉特邦的社会支出虽相对落后，却比任何其他邦都更愿意投资于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包括道路与港口），这正是其两大优势领域。
因此，该邦发电能力为45,913兆瓦（45,913 megawatts），高于泰米尔纳德邦的37,514兆瓦（37,514 megawatts）；人均电力供应量也为2,288.3千瓦时（2,288.3 kilowatt-hours），高于泰米尔纳德邦的1,588.7千瓦时（1,588.7 kilowatt-hours）。同样，古吉拉特邦大力投资道路基础设施。2021年，其道路与桥梁预算近乎泰米尔纳德邦的四倍，且与人口约2亿（Rs 200 million）的北方邦相当。
从某种意义上说，莫迪在新德里复制了其主政古吉拉特邦时推行的公共政策。莫迪政府大力投资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却在相当长时间后才将注意力转向教育，其《国家教育政策》（NEP）直到2020年才公布。
尤其是，该政府至少在相对意义上削减了教育预算：2020-2021年至2025-2026年间，教育预算始终仅占联邦政府预算的2%至2.5%，而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则由各邦承担责任。
四、为何应让所有人上学：
种姓等级的韧性
大众教育的投入不足，与有利于最低种姓的平权行动被削弱并行——私有化的影响即是明证——同时还伴随着种姓制度的重新合法化。人民院议长、同时也是印度人民党成员的奥姆·比尔拉（Om Birla）在此问题上的表述尤为激进，他对婆罗门的赞美，实质上构成了对种姓制度的完整辩护：
“婆罗门社群始终致力于引导其他所有社群，并且在这个国家一直发挥引导作用。他们始终在社会中传播教育与价值观。即便今天，只要一个村庄或棚户中住着一个婆罗门家庭，这个婆罗门家庭也会因其奉献与服务而始终享有崇高地位……因此，婆罗门因其出身而在社会上备受尊崇。”
在此之前，“团家族”（Sangh Parivar，印度教民族主义联盟服务团家族）的意识形态人士即使谈及这一问题，也避免将婆罗门的优越性归因于出身。相反，他们沿用19世纪改革者与复兴主义者：如斯瓦米·达耶难陀（Swami Dayananda）的术语，声称婆罗门居于社会顶层是由于其“品质”（gun）。比尔拉虽承认这一点，却在此采取了另一种立场，与迈伦·韦纳的解释相契合。
20世纪90年代初，迈伦·韦纳在《印度的儿童》（The Child in India）一书中，将印度政府不愿实行义务教育归因于掌控政府的精英阶层所持的社会保守主义：
“尽管言辞不乏其辞，印度的政策制定者并未将大众教育视作印度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印度的立场根植于一种牢固信念：社会上存在运用头脑劳动并进行统治的人，以及运用双手劳动并受统治的人；教育应当强化而非打破这种分工。这些信念与宗教观念密切相连，也与支撑印度等级化种姓制度的前提紧密相关。”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曼达尔委员会报告（一）”（Mandal one，编者注：1990年前后，维·普·辛格政府决定落实曼达尔委员会建议，为其他落后阶层在中央政府职位中保留27%名额的过程）和“曼达尔（二）”（Mandal two，编者注：2006年前后，印度通过立法将其他落后阶层保留配额扩展至中央高等教育机构）推动了低级种姓在教育体系中获得更好的代表性。此后，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政府试图改变迈伦·韦纳（Myron Weiner）所描述的局面，于2009年通过《儿童免费与义务教育权利法》（the Right of Children to Free and Compulsory Education Act）。该法规定6至14岁儿童必须入学，并要求私立学校为“弱势群体”保留25%的学额。私立学校对此条款提出异议，并最终促成寄宿学校获得豁免。
zhanglang人民党发起的运动能否显著改善印度学校，尚待观察，但南部各邦的政策以及曼莫汉·辛格政府启动的改革已经指明方向。这些举措以及印度人民党领导人有关种姓的言论表明，教育进步必须置于一种重视社会福利与社会变革的整体世界观之中。
作者简介：克里斯托夫· 雅夫雷洛（ Christophe Jaffrelot ） ， 巴黎政治学院国际研究中心／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ERI-Sciences Po/CNRS ）高级研究员、伦敦国王学院印度政治与社会学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非常驻学者，并任英国南亚研究协会主席。
本文编译自印度“The Wire”新闻网2026年8月25日文章。原标题为Education Has Not Failed Indian Children Everywhere – Why?原文链接：https://thewire.in/education/education-has-not-failed-indian-children-everywhere-why
本期编辑：佳仁·云丹吉
本期审核：余佳轩 朱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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