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向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7位元帅授予命令状。林彪、刘伯承因故未能到场，叶剑英当时也不在北京。
这场典礼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军衔授予对象是全军干部，而不是某个家庭或某种身份。元帅夫人能否获得军衔，看的也是本人是否属于军队编制、担任什么职务，以及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实际工作。
因此，所谓“十大元帅夫人中有几人被授衔”，答案并不是十人，也不是只有三人，而是四人。她们分别是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贺龙的夫人薛明，以及林彪的夫人叶群。
其中，林月琴的军衔最高，为大校。她出生于安徽金寨，少年时期便参加革命，1930年进入红四方面军工作，曾任妇女工兵营营长。这个职务听起来不像冲锋陷阵，实际却关系到部队能不能走、能不能打。
缝军衣、运物资、修工事、护理伤员，都是工兵营承担的任务。长征途中，林月琴带领女战士翻雪山、过草地。有人患上雪盲，她便安排视力正常的战士在前方引路，让伤病员扶着木棍和前面人的肩膀继续行军。
1937年5月，林月琴与罗荣桓在延安结婚。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她长期承担部队后勤、组织以及干部子女教育等工作。后来，她在东北主持干部子弟学校，许多孩子称她为“林妈妈”。
这份大校军衔，体现的不是“元帅夫人”的光环，而是林月琴本人长期从事军队工作的经历。换句话说，即使没有罗荣桓，她也有足够的资历进入授衔范围。
汪荣华获得的是中校军衔。她年少时参加革命，1930年代进入红军队伍，曾在艰苦环境中承担通信、护理和机关工作。1936年，她与刘伯承结为夫妻，此后长期伴随刘伯承转战各地。
刘伯承负伤后视力受到严重影响，汪荣华不仅照料他的生活，也协助处理文电、整理资料。新中国成立初期，她还曾在西南地区干部子弟学校工作。军队建设、干部教育和机关事务，都是她实际参与过的工作。
有人问她：“跟在首长身边，也算军功吗？”
汪荣华的回答很简单：“组织安排的事情，总要有人去做。”
薛明获得少校军衔。她早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后来到延安学习，1942年与贺龙结婚。战争时期，她参与机要、文电和机关事务，也随部队经历过艰苦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薛明先后在西南地区从事妇女工作、福利工作，后来继续担任贺龙的秘书。她的军衔虽不高，却与本人长期在军队系统中的工作经历有关，并不是因为婚姻关系获得。
第四位是叶群，军衔通常记为中校。她早年参加革命，抗战时期进入军队工作，后来长期在林彪身边处理机要和机关事务。1955年授衔时，她仍属于军队干部序列，因此被列入授衔范围。
事情说到这里，名单已经清楚：大校1人，中校2人，少校1人，共4人。至于其他6位元帅夫人没有军衔，并不等于她们没有革命经历，更不能理解为贡献不够。
朱德夫人康克清很早参加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妇女、儿童和部队政治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把主要精力转向妇幼卫生、妇女儿童事业，工作重心已经不在军队干部体系之内。
彭德怀夫人浦安修同样没有授衔。她早年参加学生运动和革命工作，婚后并未把自己完全限定在元帅夫人的角色里，后来从事教育和妇女工作，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
陈毅夫人张茜有较好的语言和文字能力，建国后主要在外事、出版等方面工作；黄杰则进入国家机关，参与纺织系统的人事管理。两人的工作单位和身份，都不属于当时军衔评定的主要范围。
聂荣臻夫人张瑞华曾受过军事教育，战争年代也经历过风险。建国后，她转入地方和组织部门工作。叶剑英夫人曾宪植则长期投身妇联事业，并担任过有关领导同志的秘书。
所以，1955年授衔并非给元帅夫人统一“配发”军衔，而是一次严格的军队干部等级评定。有人留在部队，获得相应军衔；有人转入地方、教育、外事或妇女工作，便不再参加这项评定。军装可以脱下，职务可以调换，但革命者所承担过的工作，并不会因此从历史记录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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