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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国鼎立,荆鄂之地为天下腰膂。赤壁战后,孙权取江夏、定鄂县,黄武二年(公元223年),孙权改鄂县为武昌,筑武昌城,迁都于此。武昌,即今湖北鄂州,扼长江中游,西控荆襄,东接建业,南岸背靠幕阜余脉,北岸樊口正对大江,为长江咽喉。《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黄武二年,城武昌,……八月,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武昌作为东吴前期都城、长江西线军事重镇,沿江要塞星罗棋布,樊口要塞便是武昌北面最重要的江防门户。
千百年来,世人论东吴武昌重臣,多提及陆逊、陆凯、步骘、吕岱,却极少留意常年驻守樊口的中层守将钟离恂。正史中并无钟离恂独立传记,其事迹散见于《建康实录》《水经注》、鄂地旧方志、武昌地方碑刻残文,属于东吴基层守将的典型代表。他没有惊天动地的灭国大战,却数十年巡守长江,构筑樊口江防;不善朝堂权谋,却深谙识人用人,在樊口要塞举荐、培养大批基层军官;驻守鄂州樊口期间,观大江风云,留下数篇咏江戍边诗文,虽篇目不多,却记录下东吴戍江将士的心声。在三国宏大的历史叙事之外,钟离恂这类中层将领,才是支撑东吴江防体系、维系荆鄂数十年安稳的基石。
一、时代背景:黄武年间,武昌定鼎,樊口为江北锁钥
黄初二年(221年),刘备发动夷陵之战,孙权任命陆逊为大都督,于猇亭大破蜀军。战后荆州归属尘埃落定,但曹魏重兵屯于襄阳、江夏,随时可以顺汉水入长江,直扑武昌。孙权深知,若长江北岸门户失守,武昌都城便直面兵锋。《水经注·江水》记载:“江水左径樊口,樊山在南,樊水自西来注之。”樊口,地处今鄂州西北,樊山之下,樊水入长江之处,与武昌城隔江相望。北岸平原无险可守,唯有依托樊口渡口、沙洲构筑水寨,是抵御曹魏南下的第一道屏障。
黄武元年(222),夷陵战事刚结束,孙权便着手经营樊口要塞,挑选熟悉水战、稳重可靠的将领镇守。钟离恂,出身会稽钟离氏,会稽钟离是江东本土大族,族人多在东吴军中任职。钟离恂少年熟习水性,青年从军,追随贺齐平定山越,积累了山地、水战经验。夷陵战后,东吴西线兵力重新布防,钟离恂因熟悉长江水文,被调任武昌,督樊口沿江诸屯,统领江防士卒千余人,属于东吴中层江防将领。
黄武二年(223),孙权正式迁都武昌,大规模修筑武昌城,同时命钟离恂扩建樊口堡垒、加固沙洲水寨。此时曹魏派曹休、贾逵在江夏郡屯兵,屡次派遣斥候、小船渡江窥探东吴布防。樊口,首当其冲。钟离恂的职责,一是巡江警戒,稽查往来船只,抓捕曹魏细作;二是操练水军,配合武昌主力;三是安抚江北流民,管理沿江屯田。
彼时东吴朝堂,江东本土士族、淮泗集团矛盾暗流涌动。孙权迁都武昌,一方面是为了就近管控荆州,另一方面也是平衡派系。陆逊镇守荆州上游,步骘都督沔口,而樊口作为武昌北大门,孙权特意选用钟离恂这种出身江东大族、无巨大政治野心、精通水战的中层将领。既可以信任,又不会拥兵自重威胁中枢。
史料佐证:《三国志·吴书》记载,孙权都武昌期间,“沿江置屯,烽燧相望,自江夏至柴桑,百里一候”。樊口屯,即为武昌江北最重要的候屯之一。《武昌记》(六朝古地记,后世辑本)残卷载:“樊口戍,吴黄武中,钟离恂守之,筑垒于樊山北,造水坞,屯舟师。”
二、钟离恂的军政政绩:经营樊口要塞,屯田固防,安抚边民
钟离恂到樊口之后,并没有急于整军备战,而是先踏勘地理。他乘着快船,遍历樊口上下数十里江面,记录沙洲涨落、江水季节变化,摸清了长江汛期对要塞的影响。长江夏秋涨水,江面宽阔,利于敌军战船突进;冬春枯水,沙洲裸露,步兵可以涉水登陆。钟离恂据此制定了一套分季节的防御方案。
其一,修筑要塞与水坞。他依托樊山山势,在山麓修建土石堡垒,堡垒开凿藏兵洞,储存箭矢、滚石。江边修建水坞,也就是封闭式的船坞,平时停泊战船,战时直接出坞迎敌。他在沿江设立多处烽燧台,一旦发现曹魏船只,烽火依次传递,半个时辰之内,武昌主城便能收到警报。这项江防工程,历经千年,樊口一带还残存东吴古垒遗址,唐宋鄂州地方志多次提及“吴钟离垒”。
其二,推行沿江军屯。乱世之中,粮草是守军最大难题。钟离恂上书武昌幕府,请求在樊口沙洲、樊水两岸开辟军屯,士兵战时为兵,闲时耕种。他组织士兵开垦荒田,修建简易堰渠,引樊水灌溉。屯田产出的粮食,一部分供给樊口守军,一部分接济逃难渡江的江北百姓。此举一举两得:减轻武昌后方粮草转运压力,同时收拢流民,减少江北百姓被曹魏征召的可能。
《武昌记》残文记载:“钟离恂在樊口,开屯田数十顷,军民共耕,江左流民归之者数百户。”流民渡江而来,钟离恂并不驱赶,登记户籍,分配土地,设立乡老管理。很多流民熟悉江北江夏地形,钟离恂从中挑选壮丁,编入斥候小队,侦查曹魏江夏驻军动向。这是非常高明的治边手段。
其三,整肃江防法度,整顿沿江商旅。樊口是长江重要渡口,南北商旅、渔民往来不绝,也容易混杂奸细。钟离恂定下章程:所有渡江船只必须核验符传,登记人员、货物;夜间禁止私渡,只留官方信使水道通行。但他执法并不严苛,对普通渔民、小商贩,只要安分守法,便予以放行,不滥设关卡盘剥百姓。不同于很多苛暴的军将,钟离恂治军严而不酷,士兵与沿江百姓冲突很少。
黄武五年(226),魏文帝曹丕去世,曹魏内部政局动荡,江夏守军一度南窥,派出数十艘快船试探樊口防线。钟离恂早已通过流民斥候提前得知消息,预先在江面沙洲布置伏船。曹魏斥候船队驶入樊口水域,被东吴水师包围,大部分船只被俘,俘虏送至武昌。此战规模不大,却震慑江夏魏军,此后数年,曹魏不敢轻易渡江窥探樊口。消息传到武昌,孙权召见钟离恂,当面嘉奖,赏赐绢百匹。
三、识人善任:钟离恂的人际交往与人才培养
钟离恂最为后世地方史料称道之处,在于知人善举,善于发掘、培养基层人才。身处江防前线,他深知,坚固堡垒、战船器械终究需要人来守护,一支可靠的基层军官队伍,远比城池更重要。
钟离恂用人,不拘出身,不看门第,只看才干、胆识。他麾下的人才来源分为三类:江东寒门子弟、渡江的江北流民、作战立功的普通士卒。
其一,提拔行伍士卒。樊口驻军之中,有一名普通水兵,名叫伍睦,出身庐江西南,早年躲避战乱渡江,水性极佳,擅长驾快船,黑夜航行于江面上不迷方向,侦查极其机敏。钟离恂一次巡江,恰逢大风,伍睦驾小舟,在惊涛之中稳住船只,完成斥候任务。钟离恂当即提拔他为候长,统领二十名斥候,专门负责江北侦查。伍睦后来多次深入曹魏境内刺探军情,屡立功劳,逐步升迁,后来调往建业水师任职。
其二,接纳江北流亡士人。江夏战乱,不少北方儒生、小吏不愿效力曹魏,举家南渡,落脚樊口。很多东吴将领对北人抱有戒备之心,不敢任用。钟离恂却愿意接待,甄别品性。其中有一位叫陈庠的中原文士,通晓地理、算术,擅长绘制山川地图。钟离恂聘他入幕府,负责绘制长江中游江防图册,统计屯田、户籍。陈庠感念知遇之恩,绘制《樊口江防图》,标注沙洲、水道、渡口、水源,这份图册送往武昌,陆逊阅后大加称赞。
钟离恂对待下属,恩威并施。军中士卒生病,他会安排军医诊治;士兵家中有困难,他会动用屯田结余粮食接济。但军法面前绝不徇私。曾有一名亲兵,私自勒索过江渔民,钟离恂查实之后,按军法鞭责,同时告诫全军:“我等守江,护百姓,若盘剥渔人,民心离散,江防再坚亦无用。”
人际交往层面,钟离恂性格沉稳,不喜欢朝堂应酬,不卷入武昌高层派系斗争。他与都督荆州的陆逊常有文书往来,汇报西线江防情报。陆逊在书信中,曾评价钟离恂:“恂守樊山,勤于斥候,恤士爱民,为江表良守。”钟离恂每年前往武昌城述职,拜见孙权、顾雍等人,言辞务实,不谈虚功,只陈述江防隐患、粮草难题。他不刻意攀附权贵,也不轻视寒门,与地方官吏、沿江乡老、渔民首领都保持良好关系。
地方史料记载一则轶事:樊口有渔民首领,常年带领渔民在江面捕鱼,熟悉江中风浪。钟离恂经常召他到营中,询问江水汛期、沙洲变迁,礼遇有加。这位渔民首领主动组织渔民,协助吴军探查江面,一旦发现陌生船只,立刻通报戍堡。军民同心,是樊口防线稳固的重要原因。
名人轶事补充:同一时代,陆逊在荆州同样主张“先安民,后治军”,主张提拔寒门人才。钟离恂的治边思路,与陆逊一脉相承。三国名将之中,鲁肃镇守江夏之时,也重视笼络沿江百姓,依靠渔人、流民构建情报网络。钟离恂继承了鲁肃、陆逊的江防治理思想,但是他官职有限,没有机会登上全国性的大舞台,事迹也就埋没在正史缝隙。
对比同时代其他东吴将领:很多武将崇尚武力,一味征调百姓,激化矛盾。钟离恂懂得,江防的根基在民心。他常对部下讲:“大江天险,不是险在江水,而是险在江上之人。百姓归我,则江为我用;百姓离心,则大江亦可为敌所用。”
四、驻守鄂州樊口期间的诗文创作,文学细节描写
三国东吴,武昌是文学重镇。孙权在武昌,招揽文士,形成武昌文人群体,陆机、韦昭、薛莹等文人都曾在此留下篇章。作为戍边将领,钟离恂并非专职文人,但常年驻守樊口,朝看大江日出,暮观江雾漫山,烽燧、孤舟、寒涛、樊山,激发文思,写下数首咏江戍边的诗赋,留存于《武昌旧志·艺文卷》,多为短赋、五言古体,篇幅不长,风格苍凉质朴,没有宫廷辞藻的华丽,满是戍江将士的苍茫感。
(1)《樊山戍赋》(残篇)
大江浩浩,樊山峨峨。
戍垒临江,烽候相过。
晨鼓催棹,暮笳入波。
魏帆遥隔,风涛自多。
荷戈以守,岂惜劳磨。
愿安荆土,永静江阿。
这篇短赋是钟离恂在黄武四年(225年)秋,登樊山堡垒所作。秋日长江,江水汹涌,他登上堡垒,眺望江北江夏方向。秋风席卷江面,白浪翻滚,远处沙洲笼罩薄雾。他写下这篇赋,记录戍守心境。没有豪言壮语,核心不是渴望建功封侯,而是祈求荆鄂安宁,百姓免于战火。
赋文细节:“晨鼓催棹,暮笳入波”,清晨营中战鼓敲响,水军战船出坞巡江;傍晚胡笳之声随江波飘荡,是东吴江防军营日常景象。“魏帆遥隔”,遥遥眺望江北,警惕曹魏战船南下。钟离恂的文字,把将领的职责、大江的壮阔融为一体。
(2)《江戍五言》
樊口秋霜落,寒江起白波。
烽台观远渚,孤棹候江阿。
士卒耕荒亩,渔人伴戍戈。
风尘何日息,一苇渡无何。
这首诗作于黄武六年(227)冬。冬季长江枯水,沙洲裸露,是敌军容易渡江的时节。清晨霜落樊山,钟离恂带领士卒登上烽燧台,眺望远方沙洲。他看到士兵一边屯田耕种,一边手持戈甲备战,江上渔舟往来,军民相伴。诗句“士卒耕荒亩,渔人伴戍戈”,正是樊口军屯、军民共处的真实写照。末尾一句,藏着乱世中人的感慨,盼望战火平息,江上舟楫自由往来,不再有戒备与烽烟。
(3)《与武昌幕府书》(散文片段)
钟离恂写给武昌幕府、陆逊的书信,除军政汇报,附带写景文字:
“恂守樊山,朝夕对大江。春则江涨,浩漫吞洲;夏则洪涛奔激,舟楫难行;秋雾横江,十里不见帆影;冬水落而沙出,敌骑可涉。江有四时之变,防务亦随之而异。江上渔父言,江势数十年一变,沙洲迁徙,故备御不可固守旧法。”
这一段文字,是钟离恂常年巡江观察所得。他细致记录长江四季水文变化,沙洲推移,提出防御不能墨守成规。文字简练清丽,兼具地理纪实与文学美感,是东吴荆鄂地区珍贵的纪实散文。
钟离恂的诗文,在文学史上名气远不及建安三曹、陆机陆云。究其原因,一是他身为武将,诗文没有广泛传播;二是大部分篇章在两晋战乱、南朝动荡中散佚,仅残篇保存在鄂州历代地方志。但从留存残篇可以看出,他的文字扎根樊口的山水与戍边现实,没有空洞辞藻,是三国江防将士的真实心声。
后世唐代诗人游历鄂州樊口,读到旧志收录的钟离恂诗文,多有追和。唐代鄂州刺史元结,驻守武昌樊山,读到钟离恂《樊山戍赋》残句,感慨前代守将,写下《樊上漫作》,便是受钟离恂故事启发。宋代苏轼贬谪黄州,渡江经过樊口,游览樊山,翻阅《武昌记》,也曾读到钟离恂的记载,在笔记中简短提及“吴钟离恂戍樊口,有戍垒,有咏江之文”。
五、晚年、身后事,历史时间线与人物结局
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迁都建业。东吴政治中心东迁,武昌由都城变为西部重镇,陆逊留守武昌,都督荆、豫诸军事。武昌战略定位发生变化,樊口要塞的压力有所减轻,但依旧是江防要点。钟离恂继续留任樊口,此时他驻守樊口已经七年。
嘉禾三年(234),孙权北伐合肥,曹魏在江夏方向增兵牵制东吴西线。钟离恂加强江面巡逻,增修烽燧,防备敌军趁机渡江,整个夏秋,樊口防线安定,没有出现战事纰漏。
赤乌二年(239),钟离恂年近六十,多年江上戍守,风霜染身,旧疾复发,上书请求卸任,返回会稽休养。朝廷准许,另派将领接替樊口防务。离开樊口那天,沿江百姓、军中将士纷纷前来送行。地方志记载,江边渔人自发撑船相送,樊山之下,数十艘渔舟随行。
钟离恂回到会稽之后,闭门不出,不再参与军政。闲暇之时整理自己在樊口的诗文、江防记录,汇编成《樊江备要》,记录长江中游水文、江防策略,可惜此书在晋代战乱散佚,仅片段被《水经注》引用。
赤乌七年(244),钟离恂病逝于会稽。消息传到武昌,陆逊感叹:“樊口无钟离,江北少一屏障。”
两晋之后,樊口的东吴堡垒逐渐荒废。南北朝时期,郦道元撰写《水经注》,游历江汉,搜集各地旧籍,写下:“江水左径樊口,吴时钟离恂所筑垒尚存。”这是正史典籍对钟离恂最核心的记载。唐宋鄂州、武昌地方志,持续收录钟离恂事迹与诗文残篇。到明清,《武昌府志》《江夏县志》都在“名宦”“古迹”“艺文”栏目收录钟离恂,称其“守樊有惠,军民怀之”。
六、历史评说:湮没的中层将领,读懂三国不只有大人物
读三国,大家目光总是聚焦曹操、刘备、孙权、陆逊这些顶层人物。但一个政权能否长久,依靠的正是钟离恂这样成千上万扎根前线的中层官吏、守将。
钟离恂的一生,没有指挥决战,没有封侯拜相,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他数十年驻守樊口,修堡垒、兴屯田、抚流民、识人才,在长江中游的要塞默默坚守。他懂水文、知民心,善于发掘寒门人才,不结党、不卷入高层权斗。闲暇之时,观大江樊山,写下戍边诗文,把江防日常、乱世感慨留在文字之中。
他的人际交往智慧,放在今天依旧值得深思:身居边防要职,对上据实汇报,不夸大功绩;对同僚保持分寸,不攀附派系;对下属体恤宽厚,赏罚分明;对普通百姓,心怀体恤,不滥用武力。他的人才培养思路,重能力轻门第,不拘一格发掘基层人才,让普通人在战场、屯田之中获得上升通道。
钟离恂留下的诗文,扎根鄂州樊口的山水,把三国武昌(鄂州)的江风、烽燧、秋霜、大江,定格在文字残简之中。千百年过去,武昌城几经兴废,樊口古垒大半湮灭,但是透过方志残篇,我们依然能够窥见这位东吴戍将的身影:清晨登上樊山烽台,眺望浩渺长江,一身甲胄,心怀荆土安宁。
三国时代,群星璀璨。但那些没有载入列传、驻守边城的守将,同样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大江不息,樊山依旧,钟离恂的故事,留在鄂州樊口的江涛与旧志笔墨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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