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25日，辽宁营口暂编第58师司令部内，王家善以商议城防为名召集军政要员。会议刚开始，他忽然起身，对警卫员交代：“给各位长官倒茶，别怠慢了。”
说完，他借口接听东北行辕电话离开会场。屋内的警卫员依旧端茶递烟，目光却始终盯着来宾。院外号声骤然响起，十几名警卫端着冲锋枪冲入，齐声喝道：“都不许动！”
这不是普通的抓捕，而是王家善决定起义后，必须迈出的第一步。
会场中的人员大多没有料到变故。交警总队长李安下意识伸手摸枪，警卫员毕树文立即按住他的手，警告他不要乱动。与此同时，远处房间里的警卫员和司机也被控制。前后共计三十八人被捕，营口国民党军政系统的中枢顿时失去指挥。
王家善为什么要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僚？答案并不只在营口城内，还要从他早年的经历说起。
王家善是黑龙江巴彦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在于芷山部下任职。于芷山准备投靠日本时，王家善不愿随之成为附逆者，试图带队出走，事情败露后只得逃亡。
他后来回到家乡组织抗日武装，却因缺少枪械、粮食和冬衣，部队难以维持。遗憾的是，他选择离开队伍，随后被日伪特务机关逮捕。昔日日本士官学校的教官出面相救，条件却是加入伪满军队。
这段经历，成为王家善一生最复杂的烙印。他身在伪军体系，却并未放弃自己的打算。赴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期间，他同国民党方面取得联系，也与地下党员有所往来。1938年回到东北后，王家善长期担任军事教官，借助身份在伪满军官中发展关系，掌握了一批人员和情报。
抗战胜利后，这批关系成了他重新组织部队的基础。王家善被国民党方面任命为东北先遣军总指挥，后来部队改编为东北保安第四总队，几经整编，又归入不同中央军系统指挥。
问题也由此出现。
王家善的部队以东北人为主，既有旧军官，也有伪满军队出身者，在国民党东北军政系统眼中始终“不够可靠”。他的部队常被派往危险地段，补充和装备却迟迟不到。冬衣领取时，他亲自到军需部门交涉，仍要反复周旋才能拿到合格物资。
武器分配更让他看清了派系差别。东北行辕明明答复武器已经拨给第五十二军，王家善拿着复电去索取，却只领到一批修复后的旧枪械。新式武器优先装备嫡系部队，杂牌部队只能承担消耗性任务。
1947年，东北战局逐渐变化。王家善奉命在营口一带防守，部队遭到打击后，他依靠乡土关系补充了两千七百多名新兵，却又因“擅自招募”受到训斥。上级之间互相推诿，前线部队成了夹在缝隙中的牺牲品。
营口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国民党却没有因此真正信任王家善。交警总队被调来，一方面增援城防，另一方面也有监视之意；第五十二军又设前进指挥所，逐步削弱他的指挥权。名义上是统一行动，实际是层层设防。
此时，王家善已经明白，继续守下去，结局无非两种：城破后承担责任，或者即使守住，也会被人架空。可他曾经同解放军交过手，又担心起义后遭到清算，因此迟迟不能下定决心。
转机来自戴逢源。
戴逢源早年曾在沈阳车站放走被追捕的王家善，两人由此结下深厚交情。此后，地下组织通过戴逢源传递信件，反复说明起义政策。王家善问得很细：官兵如何安置，部队是否被拆散，个人及家属能否获得保障。
谈判代表转达了解放军方面的条件：“既往不咎，部队不强行拆散，不愿留队者发给路费，官兵待遇一视同仁。”
王家善仍提出把暂编第58师扩编为军，并要求营口其他部队一并归入。这并非单纯讨价还价，更多是担心失去部下，也想为旧部争取一条完整的出路。
谈判期间，解放军已经扫清外围阵地。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带王家善的代表到前沿观察炮击，五十四门火炮集中轰击营口东门暗堡。原计划二十分钟解决战斗，十二分钟后，城楼便升起白旗。
代表回城后，王家善终于作出决定。那场看似普通的城防会议，实际成了营口军政系统的最后一次聚集。警卫员突然冲入会场，控制首脑和卫兵，正是为了避免城内指挥体系继续抵抗。
随后，解放军进入营口，拒绝投降的交警总队被歼灭，营口第三次获得解放。暂编第58师起义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第150师，后来参加解放大西南和抗美援朝战争，部队番号也在战火中留下了新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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