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8月22日，南京，两江总督马新贻在赴军营途中遇刺，行凶者张文祥当场被擒。这起案件后来被称为“刺马案”，也成为晚清历史上最难厘清的一桩疑案。
它之所以格外引人注意，并不只是因为一名封疆大吏死于刺客之手，更因为案发前后，南京正处在军权重组和地方势力重新分配的关口。于是，慈禧、曾国藩、湘军、两江总督，这些名字被牵连到了一起。
但原标题中的说法，需要放回史实中仔细辨析。慈禧太后确实对地方督抚和勇营势力保持戒心，却没有可靠史料证明她曾下令准备除掉曾国藩。至于马新贻遇刺，也不能直接断定是慈禧针对曾国藩的布局失败。
曾国藩在1864年攻陷天京后声望达到顶峰。湘军攻克南京，结束了太平天国在江南的核心统治，他本人由此成为朝廷倚重的重臣。可功劳越大，疑虑也越深，清廷担心的不是曾国藩个人立刻起兵，而是地方军队长期掌握在私人将领手中，可能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曾国藩对此十分清楚。天京失守后，他主动裁撤湘军，大量遣散旧部，并通过奏折反复表明无意恋栈。曾国荃所部也陆续缩编。这个动作很关键，说明曾国藩并没有把一支完整的湘军长期留在南京。
有意思的是，马新贻遇刺时，曾国藩已经不是两江总督。1867年，他调任直隶总督，后来又回任两江总督，但1870年案发时，他身在直隶，实际政治活动中心并不在南京。把马新贻遇刺简单解释为曾国藩为了保住南京兵权而下手，时间和权力关系都对不上。
马新贻于1868年出任两江总督。他出身安徽，早年在地方任职，后来凭借政绩逐步升迁。两江辖江苏、安徽、江西，财赋、漕运、盐务和江防都集中于此，是清朝最重要的区域之一。这样的位置，决定了马新贻一到任，便要处理旧军队、地方官场与中央要求之间的矛盾。
当时的湘军虽然已经大规模裁撤，但旧部网络仍然存在。将领之间有战友情分，地方官员也与他们有多年往来。马新贻若要整顿军政，必然会触动一些既有利益。不过，触动利益并不等于曾国藩亲自授意行刺，更不能仅凭政治猜测代替证据。
案发时，张文祥持刀冲向马新贻，马新贻受伤倒地，随行人员迅速将张文祥制服。这样的现场抓捕，在晚清大案中并不常见。张文祥没有逃走，也没有造成更大混乱，这让案件显得更加诡异。
审讯中，张文祥的供词多有反复。官方最终将案件定为个人复仇性质的刺杀，并判处张文祥死刑。可是，许多人并不相信一个普通人能够独自策划刺杀封疆大吏，于是民间很快出现了各种说法。
有人问：“他为何偏偏选择马新贻？”
也有人追问：“背后是不是还有人？”
这些疑问当时就存在，却始终没有形成能够经得起核验的完整证据链。
后世流传最广的解释，是所谓“替部下报仇”或“湘军旧部复仇”。这种说法把张文祥与湘军人物联系起来，认为马新贻整顿军队、压制旧部，因而遭到报复。另一种说法则把矛头指向曾国藩兄弟，认为马新贻可能触及曾国荃的旧案。
问题在于，这些说法大多来自笔记、传闻和后来的推测，彼此之间还存在矛盾。若真是曾国藩授意，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距离问题、身份问题和动机问题。曾国藩当时已经极力避免与朝廷发生正面冲突，主动裁军正是为了降低猜忌，贸然刺杀马新贻，反而会把自己推到最危险的位置。
慈禧在这件事中的角色，同样不能任意拔高。她当然希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会利用人事调动牵制地方督抚。但清廷面对曾国藩时，更多采取的是调任、分权、裁军和重新安排人事等办法，而不是轻易动用刺杀。曾国藩声望极高，又有镇压太平天国的功劳，若无确凿罪证直接处理，后果难以收拾。
马新贻之死，真正暴露的是晚清治理中的一层裂缝：中央想收回军政权力，地方却存在根深蒂固的人情网络；旧军队已经裁撤，旧关系却没有随之消失；案子可以迅速结案，疑问却未必能被一纸判词消除。
1871年，张文祥被处决，案件在法律层面画上句号。可“刺马案”并没有因此变得清楚，慈禧是否借案打击曾国藩、湘军旧部是否参与其中、张文祥究竟受谁指使，至今仍缺少足以定论的直接材料。能确定的，只有马新贻确实遇刺身亡，张文祥确实被捕，而围绕这场刺杀的权力阴影，远比案卷上的几行文字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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