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以来的藩镇割据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段比较模糊的历史，都知道有这么一段不短的时间，但中间具体发生过什么，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么长时间的割据，却很少有人能说清楚。究其原因，一方面因为这段时间比较混乱，各种人物混杂在一起，不是专业研究者很难搞得清楚；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此时的大唐王朝已不如之前那么强盛，相比之下，让人有点气馁。但如果我们回到具体的历史叙事，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到公元907年朱温篡唐，这中间有150多年的时间，如果只是轻飘飘几个字就概括过去，实在有点不应该。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150多年的藩镇割据，很容易就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么久？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到历史现场，看看唐朝的藩镇是怎么来的，以及它与唐王朝是个什么关系。
从后世的视角，我们自然会认为藩镇就像癌症，耗尽了大唐的精气神，最终要了大唐的命，它是“病”。但如果我们再仔细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至少在最初，藩镇其实是大唐的“药”。那么，这副“药”对什么症状呢？它治的是大唐的“肢体肥大症”。
杜甫的《兵车行》里有一句“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这句诗表面上说的是汉武帝，其实真正说的就是当时的唐玄宗。公元751年，也就是安史之乱发生的4年前，在大唐安西都护府管辖范围内的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塔拉兹附近），唐朝名将高仙芝与当时正在快速崛起的阿拉伯帝国打了一场大战，史称怛罗斯之战。
这场战争最终因为唐军这边的葛逻禄部突然反叛，与阿拉伯军夹击唐军，导致高仙芝战败。老实说这场发生在边疆的战争对大唐并没有什么影响，但也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唐的疆域太大，这已经是大唐扩张的极限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是因为唐朝实行的是北周时就延续下来的府兵制。府兵的特点是国家给军户分配土地，军户平时为民，战时为兵，一旦国家征召出战，军户就要自备装备为国家打仗。
这种模式下，如果面对一个贫穷的敌人打持久战，时间一长后勤很容易崩溃。毕竟作为一个士兵，他外出打仗就不可能在家种地，战事持久，后勤经济自然容易崩溃，而且作为有田产的军户，士兵们对于远距离出境作战往往没什么热情；但是如果对面的敌人很富庶，战争又能在较短的时间里结束，或者是作战任务主要是保卫家乡，那么府兵的战斗力就非常可观。
刚巧，唐朝初期的战争，都是这样富庶、距离不太远且又不会打成持久战的敌人（国内统一战争基本上打的都是富庶地区，对突厥的战争时间又比较短。）。但到了武则天当权时，国内太平，没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战争多半发生在边疆地带。相对于中原的富庶，边疆往往是比较穷的，这样以府兵制为主体的战争模式对唐朝来说，就显得很不划算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大唐的基因并不支持它不断地开疆拓土。
不过，唐玄宗是个堪比汉武帝的君主，他们俩都很热衷于开疆拓土。为了支持在遥远边境上发动的战争，唐玄宗做出两个改革，一是开始实行募兵制；二是给边境节度使更多的权力（唐睿宗最早设节度使，但唐玄宗给了节度使自行募兵、自筹军费的权力，还让节度使掌握了辖区内的行政、人事和监察权。）。这两项改革让边疆的武将放开了手脚，也就支持了盛唐时期的赫赫武功。所以，藩镇最初是为了应对超远距离战争所开的“药”，只不过是药三分毒，盛唐时的“解药”，后来却成了“顽疾”。
唐玄宗轻率的放权引发了安史之乱（可参看本公众号文章《安史之乱：一场酝酿已久的意外》），之后玄宗、肃宗父子俩因为各种明争暗斗，给了更多在外平叛的武将财权和兵权，再加上安史之乱平复的不彻底，最后使得更多的藩镇有了自立的本钱，这也就是中唐以来出现藩镇割据的原因。
藩镇割据的情况出现了，那么就要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了，藩镇割据为什么持续了那么久？要知道，我们虽然说是藩镇割据，但事实上唐代藩镇前后累计设立过89个，搞割据与中央对抗的也才11个，而这11个中真正头铁的其实也就是河朔三镇（卢龙、成德和魏博）。当时朝廷掌握的人口、军队和财富都比这些藩镇要多，只要朝中出个“圣明天子”，平定藩镇肯定不是什么难事。事实上，唐宪宗在位的时候，就通过平叛战争把他们都打服，当时天下已经复归一统了。但好景不长，唐宪宗一死，那些已经回归中央的藩镇又反了。
如果我们不看中央，从这些藩镇的角度来看，也很奇怪。他们有实力跟中央叫板，中央也拿他们没办法，他们为什么就没能出现一两个枭雄人物，最终反杀大唐呢？其实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人物，安禄山和史思明就是这样的枭雄，只是他们都失败了。而且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中唐之后，有些野心勃勃的藩镇节度使想要反叛对抗中央，他自己手下的兵还会反对，甚至有些人就是因为自己军队的反对才最终失败（魏博节度使田悦反抗中央时，卢龙节度使朱滔带兵南下支持，他的士兵将领就不断反对造反，甚至逼得朱滔一路杀人也无法整顿队伍。）。
中唐以后的唐政府和藩镇们就像是一对小情侣，打闹争吵却还在一起过日子。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有以下三个：
首先，当时大家还是承认李唐王朝合法性的。这个比较容易理解，毕竟李家天子在龙椅上已经坐了100多年了，就算出于惯性，很多人也还会认这个招牌。
举个例子，当时吐蕃十分强大，常在秋高马肥时南下侵扰，唐朝这边对应的防御措施叫防秋。唐朝秋防的时候很多藩镇是会派兵过来帮中央政府打仗的，前文说的闹得最凶的河朔三镇也会派兵过来，而且每次都会派个几千人。
除此之外，我们再看另一个例子。唐德宗的时候就在长安附近发生了兵变，远道而来的泾原兵因不满朝廷犒赏过薄发生哗变，并拥立前幽州节度使朱泚为帝，唐德宗被迫逃往奉天避难（今陕西乾县），这件事在历史上被称作泾原兵变，是个很严重的事件。兵变后来是怎么平定的呢，就是外地藩镇来勤王了，最终才平定了这场兵变。这两个例子都说明，至少在当时，大家觉得李家天子坐江山是合法合理的。
其次，藩镇军队缺少侵略性。前面说过，唐朝中期开始由募兵制代替了府兵制，国家出钱来雇人当兵。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人会愿意去当兵呢？多半就是无业人口以及一些地痞流氓。他们当兵并不是有什么荣誉感或者义务，他们当兵只是为了吃口饭。
藩镇的节度使管着这样的一群兵，往往就要靠给他们实际的好处，也就是各种赏赐来获取他们的忠诚。一旦老节度使去世，他的子侄如果想要父死子继那就更要给这些兵好处，这样才能依靠他们的力量与中央谈判甚至自保。
如此一来，藩镇真正的权力就不是在节度使手上，而是在这些兵的手上，这就慢慢形成了“权反在下”的情况。而对于这些兵来说，他们当兵就是为了吃口饭，自然也就没有为一家一姓夺江山拼命的动力。
最后，因为这种权反在下的情况，很多节度使还需要依靠中央的权威来稳固自己的势力。中唐著名的宰相李德裕就曾说：“河朔三镇兵力虽强，不能自立，仍然要靠朝廷的官爵、威令以安军情。”当时的节度使是一方面要靠中央的权威来稳固自己的势力，一方面还要通过“贿赂”镇兵，卖他们的忠心以维持自己与中央讨价还价的筹码。
大唐就是这样与各地藩镇“相爱相杀”的过了150多年的日子，直到黄巢的出现打破了这个结构。
中唐以后的藩镇其实大多数并不割据。除了少数闹事的藩镇之外，还有中原、边疆、东南三类藩镇分别承担防遏、御边、供赋功能。四类藩镇与中央形成相互制约的均势，这正是安史之乱后唐朝仍延续百余年的原因。但黄巢之乱彻底打破这一平衡，他转战四方，把战火烧到了几乎全国。在这个过程中东南财源被毁坏，中原防遏型藩镇被兼并，原有结构被打乱，大唐也就断了最后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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