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人爱给自己起网名，或文艺，或霸气，或搞怪，随心所欲，一天换三个也不稀奇。古人其实也爱起外号，只不过他们不叫“网名”，而叫“诨名”“绰号”或“混名”。而且古人起外号，远非今人想象得那么随意，那是真讲究，寓褒寓贬，一字春秋，有时候一个外号顶得上一部传记。
外号这东西，起源甚早。清代学者赵翼认为，夏桀号“移大牺”，便是外号之始，意思是说他力气大得能推倒牛。当然这说法有争议，但至少说明外号在先秦就已经有了雏形。到了春秋时期，人们在称呼对方时开始加一些美称或印象性称呼，比如孔子字仲尼，鲁君称他为“尼父”；晋文公的舅父狐偃字子犯，被称为“舅犯”。这些称呼虽还算不上严格的外号，但已经带上了评价的色彩。等到后来，外号就成了老百姓手里最趁手的“武器”——帝王将相们再怎么高高在上，老百姓一个外号就能把他拉下神坛，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外号这东西，最妙的是它不由本人说了算。别号是自己起的，陶渊明宅边有五棵柳树，就自号“五柳先生”，那是他的自由。外号却是旁人硬给的，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罢，它就在那里，不增不减。比如乾隆皇帝酷爱在字画上盖章，盖得那叫一个密不透风，后人就送他一个外号——“章总”。这个外号既形象又俏皮，乾隆若是听见了，估计也只能哭笑不得。
古人给文人起外号，尤其讲究，非得从人家的得意诗句里摘出个字眼不可。北宋词人宋祁写了一首《玉楼春》，其中有“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之句，一个“闹”字写尽了春意，人称“红杏尚书”。这外号起得雅致，宋祁本人也欣然接受。他的朋友张先，更是个外号专业户。张先词中爱用“影”字，名句迭出——“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幕卷花影”“柔柳摇摇，坠轻絮无影”，人称“张三影”。起初有人叫他“张三中”，取自他另一首词中的“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张先觉得不如“三影”来得响亮，还专门跟人说：你们还是叫我“张三影”吧。自己给自己选外号，这张先也是独一份了。
还有贺铸，写了一首《青玉案》，结尾是“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用三种景物比喻愁思，精妙至极，士大夫们便送他一个雅号——“贺梅子”。黄庭坚写诗夸他：“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一个外号，胜过千言万语的褒奖。这些文人的外号，既是才华的勋章，也是时代的印记。
外号不只是文人的专利，清官廉吏也各有各的诨名，老百姓起的，最见民心。东汉杨震拒收王密深夜送来的黄金，说出“天知、神知、我知、子知”的名言，后人便尊称他为“四知先生”。西晋山涛官至吏部尚书，有人送他一百斤上等蚕丝，他不好当面拒绝，就收下来挂在梁上，积了厚厚一层灰也不动。后来送礼者东窗事发，山涛把丝交给办案官员，丝上印封完好如初，人称“悬丝尚书”。清代于成龙更是朴素到了极致，在罗城当知县时，儿子从老家来看他，他连只鸭子都舍不得吃，割了半只让儿子带回去，得了外号“半鸭知县”；后来官至两江总督，每日粗茶淡饭，以青菜为肴，江南人又叫他“于青菜”。这些外号虽土气，却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赞许。
当然，外号也有狠的。唐玄宗时的宰相李林甫，学识浅陋，把“弄璋”写成“弄獐”，被人送了个“弄獐宰相”的外号。五代时的宰相马胤孙，在位期间啥事不干，人称“三不开宰相”——遇事不开口、不开印、不开门。这些外号带着刺，扎得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员浑身不自在，却又无可奈何。
说到底，古人起外号这件事，折射的是民间的一种智慧。帝王将相有史官记录功过，而普通百姓自有他们的办法——给你起个外号，让你在街头巷尾的口耳相传中接受审判。这外号，比圣旨管用，比史书流传得更广。
今天的人热衷于给自己贴标签、立人设，恨不得把所有美好的词汇都堆在自己头上。古人倒好，外号是别人给的，好坏都得接着。一个“张三影”，叫了一千年；一个“于青菜”，也叫了一千年。反观今天那些花里胡哨的网名，三天一换，两年就忘。这差距，恐怕不仅仅是审美的差别，更是做人的差别。
外号虽小，却是一面镜子。照得出才华，也照得出人品。
来源：《阅读时代》2026年第9期
作者：项伟
新媒体编辑：胡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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