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安徽泾县一处新四军驻地，陈锐霆刚准备休息，门外突然响起枪声。借着昏暗灯光，他刚走出房门，两把刺刀便迎面扎来，紧接着，背后又挨了一刀。行凶者以为他已经断气，低声说道：“人已经死了，赶紧走。”
这一夜，陈锐霆距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更危险的是，刺杀他的人并非日伪武装，而是刚刚随他起义、改编进入新四军的旧部。
事情还要从他的早年经历说起。
1906年，陈锐霆出生于山东即墨一个贫寒家庭。1914年，日军从德国手中夺取青岛，炮声传到乡间。年仅八岁的陈锐霆和伙伴跑到山上看热闹，却被日军发现，炮弹直接朝山头打来。孩子们侥幸逃生，这次遭遇给他留下了极深印象。
多年以后，他曾回忆，自己那时就想弄明白一件事：为什么中国人只能挨打，不能用大炮还击？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时，陈锐霆正在做小学教师。日军在济南制造暴行，城市秩序陷入混乱，他的住处也遭到炮火波及。那时教师收入不算低，家里人希望他安稳度日，可眼前的局势让他无法继续置身事外。
陈锐霆很快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七期。面试时，他没有提出复杂要求，只认准了一个方向：学习炮兵。后来进入南京炮校深造，他逐步接受了较系统的军事训练，也在地下党员影响下接触革命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全面抗战爆发后，陈锐霆先后参加喜峰口抗战、徐州会战和万家岭战役。万家岭作战中，他指挥炮兵压制日军阵地，炮火为步兵冲锋打开缺口。战斗结束后，他登上阵地查看，发现不少日军是被炮火消灭的，脱口说道：“这才是炮兵该起的作用。”
炮兵军官必须靠近战场观察，也因此常常比普通部队更危险。1938年作战时，一块弹片击中他的腹部，皮带被砸出凹痕，口袋里的银元也被切成两半。弹片没有夺走他的性命，却让他更加清楚，炮兵不是躲在后方机械开火，而是在生死线上计算距离和角度。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围攻新四军。时任国民党军团长的陈锐霆奉命参与行动，但他不愿把枪炮对准共产党和抗日部队。经过联系，他决定率部起义，转入新四军。
起义并不顺利。陈锐霆所在部队中，真正能够公开配合的人很少，部队长期缺少政治教育，官兵思想也并不统一。最终，只有一部分人员跟随他行动，人数约千余人。部队改编后，张爱萍曾提醒他：“局面还没有稳定，必须提防意外。”
这句提醒很快应验。
起义部队进入新四军才七天，内部便发生哗变。陈锐霆遭到三次刺杀性攻击，前胸两刀，后背一刀，随后还有人朝他开枪。由于夜色昏暗，子弹只打穿衣服。张爱萍听到枪声后立即带兵赶来，才阻止了更严重的后果。
陈锐霆后来回忆，如果救援再晚一些，自己很可能已经被叛乱者割下头颅。新四军领导得知消息后，陈毅、刘少奇、邓子恢等人前往看望，并设法寻找药品救治。中央也发来慰问电，要求他安心养伤。
伤愈之后，他没有离开部队，而是进入新四军司令部工作，担任参谋处长兼炮兵司令员。名义上是炮兵司令，现实却相当尴尬：部队缺少火炮，更缺少受过训练的炮兵。于是，他又参与炮兵干部培养，为日后建立大规模炮兵力量积蓄基础。
转折出现在1947年2月的鲁南战役。华东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快速纵队，缴获了大量火炮、车辆和装甲装备。陈锐霆抓住机会，将分散的炮兵、工兵、骑兵和装甲力量整合起来，逐步组建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
这支部队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单一兵种部队，而是华野手中的综合突击力量。到淮海战役前，特种兵纵队已经拥有多个炮兵团、工兵部队、骑兵部队和坦克力量。陈锐霆要解决的，不只是“有炮可用”，还包括如何集中火力、如何快速转移、如何让炮兵同步配合步兵行动。
淮海战役中，特种兵纵队先后参加碾庄、双堆集和陈官庄方向作战。面对坚固阵地，陈锐霆多次组织抵近射击，集中炮火摧毁防御工事，为步兵突破创造条件。炮兵不再只是远距离支援，而成为决定战场节奏的重要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陈锐霆继续负责炮兵建设，曾任南京炮校校长、军委炮兵参谋长、副司令员和顾问等职。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获得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从早年目睹炮火，到抗战中指挥炮兵，再到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成军，陈锐霆一生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怎样让中国军队拥有真正能够守土制胜的火力。2010年6月，他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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