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3月的一个深夜，克里姆林宫的一间办公室里，斯大林提笔写下一封绝密信件。信的开头写道：“星期六，3月17日乌里扬诺娃同志极端秘密地通知我，‘弗·伊里奇请求斯大林’，要我负责为弗·伊里奇弄到一份氰化钾并交给弗·伊里奇。”
这封信的收件人不是别人，正是列宁——那个曾经以雷霆之势缔造了苏维埃政权的人，此刻却只能躺在床上，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而他向斯大林提出的最后一个请求，不是关于权力交接，不是关于路线方针，而是一剂毒药。
一、一颗子弹的四年潜伏
若要对列宁为何向死神主动伸出手这个情况进行理解，那就必须回到1918年8月30日这个改变所有情况的傍晚时段。
在那一天，列宁于莫斯科郊外的米赫尔松工厂开展演讲活动之后朝着汽车的方向走去，有一名女性走上前来进行搭话。就在列宁对她作出回答的时候，有三声枪响在近距离的地方突然炸开。
第二发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胸部位并且穿过颈部，子弹最后停留在颈部位置，和脊柱之间仅仅相距大约一厘米。
在当时那个时候的医疗方面条件没办法安全地把这枚子弹取出来。它就那样嵌入到列宁的身体当中，埋在里面的时间长达四年。
1922年4月，有一位德国医生最终成功地把子弹取了出来——然而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在做完手术之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列宁首次出现中风的状况，右侧身体一部分出现瘫痪。
同一年的12月，第二次中风的情况迫使他彻底停止进行政治方面的活动，权力转移给以斯大林为首的“三驾马车”团队。
然而真正让人感到折磨的事情是颈动脉出现硬化的问题。列宁的血管壁变厚并且出现堵塞的现象，硬得好像绳子一样，使用钳子进行敲打时竟然发出和骨头类似的声音。
左脑因为供血中断的情况出现软化囊肿的现象，变得“软绵绵的”这种状态。神志处于清醒的状况，但是痛苦却让人没办法忍受——这就是列宁生命最后阶段的真实存在的状态。
二、四次请求与一个承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情形之下，列宁向斯大林提出了那个让人感到震惊的请求事项。
按照列宁女秘书福季耶娃的回忆内容，列宁是用这样的话语表达的：“要是事情发展到出现失语的状况，那我就服用毒药，我希望手头能够拥有毒药。”他想要的物品是氰化钾，斯大林在当面的时候答应说“好的”。
列宁为什么会选择斯大林这个人呢？他的妹妹玛丽亚之后给出了答案内容：“因为他觉得斯大林是一个做事情果断、内心如同铁石一般的人，再也找不到他能够请求去办这种事情的人了。”
这看上去好像是对斯大林性格方面的肯定情况，实际上却透露出一种非常深的绝望情绪——列宁需要一个真正能够“执行”相关事情的人，而并非是一个会说“一切都会好起来”这类话语的人。
然而，毒药一直都没有被送到。列宁又一次派遣福季耶娃去取氰化钾，斯大林以医生费尔斯特给出的诊断结果作为理由进行推脱，说“我没有依据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会恢复工作能力”。
福季耶娃把这样的答复内容转告给列宁之后，列宁大发脾气，开始怒骂起来。几个小时之后，他平静了下来，打电话给她说：“对不起，我发火了。”
这个细节的情况让人感到心碎。一个曾经能够号令千军万马的人，连为自己争取死亡的权利这样的事情都没办法做到，最后竟然为一个正常的情绪反应的情况向身边的人进行道歉。
三、绝密档案中的政治算计
真正的转折情况发生在1923年3月。斯大林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写了一份绝密性质的便条，对克鲁普斯卡娅的请求事情进行通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出的批语内容非常斩钉截铁：“决不能做这样的事情。费尔斯特提供了希望——怎么可以这样呢？就算没有这种希望的情况也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随后，斯大林朝着政治局委员发出了一份正式的通告。他认可自己曾经对着列宁作出承诺，表明“在碰到需要的时候会坚定不移地执行他所提出的要求”，然而紧接着便声明：“我不具备力量去执行弗·伊里奇所提出的要求，不得不去拒绝这一项使命，不管这个使命是多么有人情味以及有必要。”
这一封信件真正的含义是在于：斯大林并非是出于人道主义方面的考虑从而拒绝去执行列宁所提出的请求，而是把这件事情当成党内政治程序去进行处理。有一个病人针对死亡所提出的请求，被提交到政治局委员们那里去进行投票表决。
四、遗嘱与绝交信的最后交锋
就在索药事件的前后时段，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正朝着彻底的决裂方向发展。
1923年1月，列宁通过口授的方式弄出了那份有名的补充“遗嘱”：“斯大林太过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这些人当中……处在总书记的职位之上那就是无法容忍的了。所以，我建议各位同志们想个法子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动开去。”
同一年的3月5日，列宁了解到妻子克鲁普斯卡娅被斯大林进行辱骂以及恐吓之后，非常愤怒地通过口授弄出了一封措辞严肃的“绝交信”：要么把您所说的话收回去并且作出道歉，要么就断绝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斯大林所给出的回信在3月7日送到。他为自己进行辩解，说自己打电话是出于“对列宁健康的关心”，并不觉得所说的话当中存在什么“粗暴或者无法容忍的地方”。
然后就写道：要是为了维持关系而需要把那些话收回去，“我能够把那些话收回去，而不去思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错’是错在了什么地方”。加米涅夫在当天所给出的评价十分直接：“斯大林所作出的复信十分无奈地、带点酸味地表达了歉意，老头子未必会感到满意。”
列宁没有阅读到这一封回信。就在信件发出去的第二天，他第三次出现中风情况，彻底丧失了说话能力。而他所索要的毒药，始终都没有到来。
五、一个革命者的生命价值观
围绕着这一段历史，争议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有一些学者觉得斯大林不可能得到列宁的信任从而被托付生死之事，也有一些人对托洛茨基回忆录的可靠性产生质疑。
但是解密档案当中斯大林本人所写的信件、福季耶娃的访谈记录内容，都指向了一个事实：列宁确实多次索要过毒药，而斯大林确实当面答应过这件事情。
更深层次的问题并不在于毒药本身，而是在于毒药所揭示出来的矛盾情况：列宁一生所追求的是让人民能够掌控自身的命运，但是当他自己的命运需要被掌控的时候，他发觉掌控权已经不在自己的手中。
他曾经运用革命的手段把一个旧世界给打破了，却没有办法打破自己身体里面的那颗子弹、那根已经硬化的血管、那个不服从意志的大脑。
列宁的妹妹玛丽亚曾经对他为何去找斯大林作出解释：因为他是“心肠很硬的人”。这句话既是一种信任的体现，也是一种无奈的表露。一个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者，最终连选择以何种方式死去的自由都需要向别人去请求——而那个“心肠硬”的人，把他的请求写进了政治局的绝密档案当中，变成了日后权力博弈的一个工具。
1924年1月21日傍晚，列宁在戈尔基村去世，终年53岁。克鲁普斯卡娅守在他身边，据说他在最后时刻听她读着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一个讲述求生意志的故事，陪伴着一个曾想主动结束生命的人走完了最后一程。
毒药始终没有送到列宁手中。但比毒药更值得深思的，是一个人在权力顶峰走向生命终点时，发现自己对身体的疼痛、对死亡的时刻、对个人命运的掌控，全都已经不在手中。
列宁最后写给斯大林的，不是一封信，而是一个请求——一个被承诺、被讨论、被否决的请求。这或许是他一生中最不革命的一刻，也恰恰是最人性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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