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内阁宣传室的经费，从上一年的约7亿日元，一下提到72.3亿日元，涨了十倍多。其中65亿用于“国内发信强化”，5亿用于“海外发信强化”。官房长官木原稔的解释是，要就内阁重要政策向广泛世代做准确有效的信息发布。
预算一出，日本国内反应超出一般政策争议。《赤旗新闻》直接说，如果目的是强化信息发布，正常开记者会就行，不需要用税金买宣传服务。社交平台上大量留言要求“还钱”。
竞选宣传费最终约8384万日元，其中3300万专门用于聘用公关团队。竞选结束后，这套手法没停，随着高市进首相官邸，它有了更大的资金规模和更制度化的组织依托。
内阁宣传室的72亿和外务省的万亿，功能上形成分工：前者塑造国内信息环境，后者经营国际舆论场。两者结合，构成覆盖内外的认知管理体系。
制度配套也在推进。今年7月31日，“国家情报会议”首次开会，同日“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初期约730人，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木原稔表示，日本应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组织，明确将“获取外国情报”作为目标。
批评人士指出，这套设计最致命的缺陷，是缺失民主监督与权力制衡。情报权力集中和宣传预算扩张相互配合：宣传负责主动塑造信息环境，情报负责监控分析信息流动。当情报资源向首相集中，日本推进安保转型的制度约束被显著削弱。
历史叙事也在配合。自去年4月起日本初中启用的新版教材中，采用率最高的东京书籍和帝国书院，在战争加害责任记叙上明显弱化。帝国书院用“南京事件”表述，没明确指出加害者；两家均称“受害人数尚无定论”。
“慰安妇”内容均未使用该词，仅以被占领地区女性“受到动员”“在战地被迫工作”带过。右翼阵营的策略，已从推动极端右倾教材“扩大采用”，转向推动所有教科书整体右倾。一个国家公众如果对侵略历史缺乏具体认知，对军事扩张的道德抵触就会降低。
人员流动上，日本自今年7月起把外国人赴日签证手续费上调至原先5倍，单次从3000日元升到1.5万日元，为约48年来首次大幅调价。2024年日本签发的短期签证中，中国大陆申请人占比约73%。
随后中方依据对等原则反制，自9月14日起把日本公民赴华单次签证费从2250日元上调至16750日元。2026年一季度大陆赴日游客同比下滑超55%，中日航线累计取消1488班次。
签证调整的功能有两层：财政上，中国游客是日本签证收入主要来源；政治上，控制人员流动规模，与高市支持者中收紧外国人政策的诉求一致。
高市上台初期支持率一度69%，此后连续下滑，《读卖新闻》7月民调降到57%，《每日新闻》调查甚至降到41%。支持率下降说明，信息管控和民意之间的张力正在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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