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建的历史上,有许多“开”字辈的人物。开闽第一王无诸,开城门的贺齐,种杏的董奉。而陈元光,是那个“开漳”的人。

开漳”二字,今天写在史书上,轻飘飘的。但在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这两个字的分量,是一个十三岁少年跟着父亲南下时,脚下踩过的每一寸泥泞。

一支军队的“根”

陈元光不是一个人来的。

他父亲陈政奉诏入闽平乱,带的是“府兵三千六百名,战将一百二十三员”。次年,朝廷又派陈政的两位兄长率“军校五十八姓”增援,祖母魏敬以七十二岁高龄随军南下。

八十七个姓氏,近九千人。这支部队从光州固始出发,顺着淮河入大运河,经江浙入闽,翻山越岭,瘴疠侵扰,到达九龙江畔时,已是一支“尽室南来”的队伍——他们带着家眷,带着农具,带着中原的种子和手艺。

陈元光后来请建漳州,打的旗号是“靖边方”。但这支军队从出发那天起,就注定不会打完仗就走。他们带着“家”来的。

这是理解陈元光的关键。他所做的,不是一场军事征服,而是一次“扎根”。刀锋指向的是混乱,而刀锋落定之后,真正要做的事,是让这片土地长出庄稼,让这群人把他乡变成故乡。

“其本在创州县,其要则在兴庠序”

陈元光最有分量的一句话,是他上呈朝廷的《请建州县表》中那句:“其本则在创州县,其要则在兴庠序。”

“本”是建立州县,“要”是兴办学校。一个以军功起家的武将,说出的却是这样一句话。

他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看到了问题的根。闽粤之交的“蛮獠啸乱”,表面是族群冲突,底层是治理真空。这片土地处于泉州与潮州之间,是行政的“缝隙地带”,唐王朝的政令到不了,中原的文化传不进,混乱便在这里反复生长。要终结混乱,不能只靠杀人,要靠“建制”。有了州县,才有编户;有了学校,才有教化。

垂拱二年(686年),漳州获准设立,陈元光成为首任刺史。他从“平乱的将军”变成了“建州的长官”。

把“蛮”变成“民”

陈元光治漳的第一件事,是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有地可种”。

他推行均田制,“将故绥安、兰水的无主荒地,按人丁分配到户”。对于愿意归顺的山越民众,他划出专门区域让他们定居,称“唐化里”,“免其赋税徭役,帮助解决种子、农具的困难”。他率府兵在漳江上游截江筑陂,修建“军陂”,引水灌溉千余亩农田。

第二件事,是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有学可上”。他在漳州创办乡校,推行科举制度,“开启文风鼎盛的时代”。

第三件事,是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有亲可结”。他“鼓励部下与蛮獠通婚,以促进民族融合”,并且“身体力行,迎娶当地种氏为妻”。

这三件事放在一起看,逻辑很清楚:给地,让身体安定;给学,让精神有归;给婚姻,让血脉交融。当汉人与山越人成为邻居、同窗、亲家,“蛮”这个字就慢慢失去了它的锋利。

刀与犁

陈元光最终是死在刀下的。

景云二年(711年),潮州残寇复起,“蛮獠”首领蓝奉高率众偷袭,陈元光率轻骑抵御,“因寡不敌众,最后身负重伤,战死沙场”,时年五十五岁。

他死在战场上,但他一生真正在做的事,是把战场变成田野。

在云霄火田镇的火田溪中游,至今残存着一段长约三十米的古坝,当地人叫它“军坡”。这是陈元光率将士屯垦时修建的水利工程,“坝长一百二十米,引水渠全长四千米”,灌溉面积达千亩以上,“是福建最早的水利工程之一,历经一千三百多年,至今仍惠泽一方”。

刀与犁,暴烈与温柔,终点与起点。陈元光的一生,就是这两者的交汇。

他像一个农夫,用刀砍开荆棘,用犁翻出泥土,然后播种,然后等待。等待这片曾经“几疑非人所居”的土地,长出稻米、荔枝、村庄和书院。

从“将军”到“圣王”

陈元光死后,历代朝廷对他的追封多达二十二次。从唐代的“临漳侯”,到宋代的“灵著顺应昭烈广济王”,再到清乾隆年间正式追封“开漳圣王”。

一个武将,为什么会被封为“圣王”?

《礼记·祭法》有一段关于祭祀标准的话:“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陈元光几乎满足了全部条件。

但更深的答案,藏在闽南和台湾的民间庙宇里。今天,漳州有登记在册的开漳圣王宫庙二百五十一座,台湾则有三百八十余座。每年,来自海内外的陈氏后裔和漳籍同胞,会聚集在芗城浦南镇的石鼓山上,祭拜这位“先祖与神灵”。

他们拜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源”。八十七姓府兵的后裔,从闽南到台湾,从台湾到东南亚,一代代走出去,又一代代回来寻根。他们拜陈元光,就是在确认一件事:我的根在这里。

种“根”的人

陈元光没有留下什么著作。《全唐诗》里收录了他的几首诗,其中有一句写平乱初期:“振旅龙江修战具,移文凤阙请增兵。”一个十三岁从军、五十五岁战死的人,留下的诗句里,有战具,有增兵,却也有“杂卉三冬绿,嘉禾两度新”的田园景象。

他一生做的,就是把“战具”变成“嘉禾”。

历史上有一种人,他们的贡献不是“打天下”,也不是“坐天下”,而是把一个地方从“不属于任何人的地方”,变成“有人愿意称之为家的地方”。他们不站在舞台中央,但他们做的事,决定了舞台本身是否存在。

陈元光就是这样的人。他种下的不是一棵树,不是一个城,而是一个“根”。一千三百年后,这个根还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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