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夏，川西北卓木碉一带，曾中生被关押在一处简陋的看守地点。外界局势正在发生变化，红一、红四方面军即将会师，而这位曾经主持鄂豫皖苏区工作的军事干部，却被隔绝在消息之外。他在狱中写下的军事文字，后来成为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重要材料。
曾中生1900年出生于湖南，家境殷实。按常理说，他完全可以守着家业生活，但时代把许多年轻人推到了选择面前。曾中生没有安于富足，还带着弟弟曾希圣一起走上革命道路。兄弟二人后来都成为重要干部，这在当时并不多见。
他早年曾进入湘军，对旧军队的腐败和军阀混战有切身体会。离开之后，曾中生于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这个班次人才辈出，林彪、刘志丹、伍中豪、段德昌等人，后来都在革命队伍中留下了名字。
黄埔的训练并没有把他塑造成只会带兵的军人。曾中生能写文章，也懂政治工作，参加北伐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组织科长。战场上，他重视部队组织；工作中，他善于分析形势。有人评价他“文武双全”，并非单纯夸奖，而是因为他确实能够把政治判断和军事行动放在一起考虑。
大革命失败后，曾中生赴莫斯科学习，1928年底回国。此后，他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南京市委等处工作，逐渐显露出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周恩来对他的才干较为器重，这也为他后来主持鄂豫皖苏区打下了基础。
1930年，曾中生被派往鄂豫边，担任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那时的根据地并不稳固，红一军主力正在皖西活动，留在黄安一带的兵力只有数百人。敌军压境，部队人少，地方机关和军事机关又各有一套指挥关系，稍有迟疑，便可能被各个击破。
曾中生到任后，先从统一指挥入手，撤并彼此平行的领导机构，把地方工作、部队行动和群众动员结合起来。他没有把有限兵力摆成硬碰硬的阵势，而是依托群众，扩大队伍，采取灵活机动的打法，连续袭扰敌军，打乱其部署。
这一仗的意义，不只是保住了根据地。红军在运动中寻找战机，避开敌军优势，集中力量打击薄弱环节，后来鄂豫皖根据地多次作战，都能看到这种思路的影响。红一军主力从皖西返回后，局面逐渐扭转，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红一军和红十五军随后整编为红四军。
有意思的是，曾中生并不是靠资历压服部下。许继慎是黄埔一期生，徐向前也比他年长，但两人都认可他的判断。徐向前晚年回忆时说，曾中生“有战略头脑，工作实际”，并认为后来撤换曾中生，是一个失策。
1931年春，鄂豫皖特委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曾中生继续主持军政工作。就在这时，张国焘来到根据地。曾中生向他汇报反围剿情况，张国焘不仅没有充分肯定已有战果，反而指责其中存在路线问题。权力关系的变化，由此开始影响军事决策。
曾中生没有把个人职务看得太重。被改任红四军政委后，他仍提出南下攻打蕲春、黄梅、广济等地，既可筹集物资，也能牵制敌军。张国焘却主张东征安庆，进而威胁南京。曾中生当面表示反对：“大城市不是当前最要紧的目标，调动敌人，也不能脱离部队实际。”意见没有被采纳。
东征初期虽有战果，但战线拉长、敌情复杂。曾中生与徐向前商议后，率部南下，一个月内连克数城，歼敌五千余人。战后，他把改变行动方向的原因报告上级，随即遭到严厉指责，陈昌浩被派来接替他的政委职务。
这次撤换并没有让曾中生停止思考。肃反扩大后，许继慎等干部被错误处理，曾中生也受到牵连，被安排到红安县独立团工作。他没有消沉，反而重新整顿部队，抓训练、抓纪律、抓战术。与此同时，徐向前指挥红四军取得黄安、商潢等战役胜利，部队迅速发展，鄂豫皖红军进入重要阶段。
但频繁作战和不断扩张，也埋下了隐患。部队连续转战，最终在形势不利时向川北西进。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根据地后，张国焘再次推动肃反，曾中生被捕。身陷囹圄，他没有只写申辩材料，而是整理作战经验，写成《与“剿赤军”作战要诀》，其中关于运动战、兵力使用和战场判断的见解，具有鲜明的实战色彩。
1935年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消息传来后，曾中生曾寄希望于中央了解实情。他写信申诉，却未能顺利送达。1935年6月，他在川西北卓木碉附近被杀害，年仅35岁。由于消息长期受到封锁，中央当时并未立即掌握真实情况。
曾中生牺牲得早，留下的直接战绩和文字并不如一些名将广为人知，但他在鄂豫皖苏区最艰难的阶段，确实承担过统筹军政、组织群众和制定作战方针的重任。1945年，党组织为他平反。1988年，他被列入我军军事家名录，成为36位军事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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